林(山加)瞬 臨床心理學博士 •若一家企業的員工守則，大部分員工都不明白說甚麼，怎會管理得好？ •要「對付」王維基，難道沒有更聰明的方法？ 雖然我早前曾和王維基開會，感覺不太愉快，但看到上週他的開台計畫再一次受挫，我的感覺只是：政府有無搞錯！ 法例我是不懂，但看議員、法律界人士如謝偉俊等事後的評論，我相信政府拋在王維基面前的法例，確實存在。但從商業管理的角度，有這樣的規例，不一定這樣使用就是適當；相反，如何運用固有的規例，才是商管的功力所在。 首先，中移動董事長出來解畫，說他們當初動用逾億元搞這流動電視牌照時，已獲政府知會，只能向少於五千個用戶廣播，就令人相當奇怪——奇怪在於中移動的生意眼，若只有五千用戶的牌照，怎值那麼多錢？ 不過，這也算了，大家心知肚明。我的重點是，縱使法例是真，中移動的解畫也屬實，政府今次的做法，若用在一家大企業的商管上，絕對死得。商管最重要的是甚麼？一要清晰，二要符合人性，而不是要事事硬性執法，更不可以「選擇性執法」。 一家企業，員工甚麼事不應做，甚麼事是大忌，應是十分清晰的，例如不應遲到，偷公司財物一定會炒。但這次王維基免費電視泡湯危機，即使法例存在，也肯定不清晰。 事實上，向用戶提供安裝在固定地點的機頂盒，而採用流動技術接收，到底是否觸犯有關規定，我相信直至這一刻，大部分香港人都說不出個所以然，甚至法律界人士若不做功課也答不上來。這樣，就是不清晰了。試想想，若一家企業的員工守則，大部分員工都不明白說甚麼，怎會管理得好？ 其次，就是人性化的執行。公司規定不准遲到，但不可能硬性執行，應該先看個別遲到事件是否情有可原。假設，有公司「癲」到凡遲到都要罰，不理任何原因，那就一定要早些公布，而不是在員工上班途中才突然公布。法例若如此，去年十月王維基買下流動電視牌照時為何不說？現在他已上了地鐵準備上班，才突然收到通知，當然「走投無路」了，早些公布他可以飛的嘛！但是，把員工逼到走投無路，又怎會是好的商管？ 其實，政府這次還犯了另一個商管大忌：員工已經對管理層諸多不滿，管理層偏偏還要玩手段，不論是選擇性執法也好，是把人逼到牆角也好，都是愚蠢的。為了達到管理層的目的而損害員工士氣，只會得不償失。退一步說，要「對付」王維基，難道沒有更聰明的方法？ >>>

　　9·11事件發生第二天，尹璞就趕去死難者家屬家裡，充當“一根精神上的稻草”。“非典”期間，他排著長隊退掉了回美國的機票，輾轉於十幾位醫護人員的家屬之間，為他們義務提供心理支持。　　汶川地震的時候，他特意錯開各路救援蜂擁而至的高峰；韓亞航空空難的時候，他在各方做出反應之前到達了親歷者身邊。　　這一次，馬航MH370失聯的消息剛一傳出，這位心理學家就坐不住了。當他趕到麗都酒店的時候，甚至很多乘客家屬還沒有抵達。　　在麗都接觸的第一位乘客家屬，是一位與獨生子失去聯繫的母親，尹璞默默地坐在旁邊，最後，他握住了對方的手，陪她一塊兒哭出了聲。　　在外人看來，他做的事情似乎與“救援”的緊張感相去甚遠，大多數時間里，他只是默默地陪在這些人身邊，他強調這種陪伴就是“心理救援”，而不是“心理輔助”。　　他想通過最小的干預，讓這些人找到情緒的出口。在他看來，能夠幫助他們的“鑰匙”就在他們自己的身上。　　前3天里，人們獲取到的信息太少，空氣中充滿了焦躁的氣味。家屬們的房間亂糟糟的，煙灰缸里滿滿都是煙灰。　　與不停哭泣的女人相比，男人們顯得很堅強，他們不哭，只是更加凶猛地抽煙。對心理學家來說，這樣的“堅強”可能隱藏更大的危險，尹璞乾脆跟幾個男人來了一場“男人之間的對話”：“咱們在一起的時候誰都別裝樣，你怕讓女人看到你哭，她睡的時候咱們可以哭。”　　話音剛落，七八個大男人齊刷刷地開始流眼淚。　　守候在這裡的人們聽到的最多一句話就是“我理解你”，每一條簡訊，每一通電話都不乏相同的字眼。　　尹璞卻更傾向於坦誠地告訴對方：“我不能完全理解你，但是我會試著儘量去理解你現在經歷的一些東西。”　　往往當他這樣做了以後，客氣的笑容會瞬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充滿憂愁，不安甚至絕望的面孔。　　“一個人經歷了幾乎沒有其他人經歷過的東西的時候，他是全地球上最孤獨的人。”尹璞有意加重了“孤獨”二字。　　每次到麗都幫忙之前，尹璞都會特意換上一條淺色的褲子，在皮夾克裡面穿件顏色朴素的襯衫，他說，這是心理工作者的專業素養，“淺色顯得溫暖親切”，面對不同背景的乘客家屬，“親切又不失正式”，是著裝的基本準則。　　他努力地做好每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但仍舊有種深深的無力感。　　因為遲遲得不到飛機的確切消息，鋪天蓋地的各種消息不斷地傳出，又不斷地被否認。這裡的人們在情緒的天平上左右傾斜，搖搖欲墜。　　“情緒恢復需要一個起點，哪怕這個起點處在最糟糕最低落的位置，但現在沒有一個固定點，我們能做的只有陪著他們熬，讓他們熬過去時稍微順利些。”他感到焦慮。　　陪著這些家庭“熬”的這些日子，家屬們對他打開了話匣子，講起曾經的軼事，講起他們一起經歷榮耀，一起在人前出糗，說著說著，笑中有淚。尹璞靜靜地聽著，他陪他們一起笑，一起哭，從那些故事里尋找將來可能有用的“鑰匙”。　　這把“鑰匙”可能是某種愛好，可能是某種信仰，甚至某個人、某本書。　　這樣的“鑰匙”，幾十年來，他一直在尋找。“非典”的時候他陪伴過一個中學生，他在這場疫情中失去了父母，卻因此被樹立成自強的典型。少年開始多數時間會當著尹璞的面控訴，後來逐漸會聊一些生活上的事情。他告訴心理學家自己喜歡籃球，尹璞就多跟他聊有關籃球的內容，還送了他一套湖人隊的隊服。　　這些事物不會讓人“恢復”，卻可以給人慰藉。　　9·11的時候，尹璞身在洛杉磯，他充當了5個家庭的心理救援志願者，每次離開之前，他都會囑咐對方：如果有問題，請隨時給我電話。後來有人告訴他，“你不知道就這麼一句話帶給我們多大的安慰。”　　這次的陪伴有些特殊，時間一天天過去，有用的信息依舊少得可憐。這幢位於北京四環外的四星級酒店，籠罩在一種壓抑的氣氛里，家屬區所在的多功能廳瀰漫著出濃濃的煙味，進出的人們或低著頭，或把衣服上的帽子扣上，默默地來，默默地走。　　甚至有人把這裡當做發泄的場所。曾有人憤怒地扯下衣服，赤膊指著馬航的工作人員大聲嘶吼著：“我再也不想聽你們扯淡，你就告訴飛機在哪兒！”　　為了不讓幫助對象受到負面情緒的感染，他把陪伴的地點選在了室外。他陪他們在停滿了警車的院子里散步，或者到露天的咖啡館坐坐，對方想說話的時候，他就傾聽；對方哭泣的時候，他就紳士地遞上紙巾。　　長時間呆在室外凍得他的膝蓋舊病復發，他現在不得不像一位老人那樣拄著拐杖前行。“半年以前，別人稱呼我‘尹老師’，現在直接稱我‘尹老’。”這個剛50歲出頭的男人眯起眼睛笑著說。　　他有一個習慣，走到哪兒都會隨身帶著一張古典音樂的CD。他喜愛古典音樂和歌劇，微信頭像都是他拿著希臘女高音歌唱家卡拉斯碟片的照片。但此時，音樂對他而言更大意義上是一種平復心境的工具。　　每天晚上回家前，他會一個人，在夜色下寂寥的街道上走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整個人都靜下來，完全跳脫出白天的那些負面情緒之後才回到家裡。　　這個心理學家曾一直堅持跑步鍛煉，“跑半程馬拉松沒有問題”，但現在他的狀態是，“每天晚上倒在床上的感覺不是睡覺，是昏迷”。　　他6歲的小女兒從來不知道爸爸的職業是什麼，但只要爸爸出差，她就知道：“我爸爸又去幫助別人了。”　　那時正值韓亞航空空難發生，幾個死難者的家屬曾經一度不願與外界任何人交流。為了讓對方敞開心扉，他硬著頭皮陪對方喝酒喝到昏迷，陪對方慟哭直到吐血。　　“我知道把自己代入到對方的情緒中在專業上是應該避免的，但機會只有一次，我必須跟他們建立信任，才能幫到他們。”尹璞一字一頓地說。　　那段時間他的壓力太大，他曾在夜裡12點半在打給朋友孫羽中的電話裡嚎啕大哭。“你能想像?，深夜裡，兩個大男人守在電話兩端，一個嚎啕著，夾著斷斷續續地傾訴；另一個捧著電話，默默地流淚。”　　回想當時的孤獨，他沒有做更多的評價，但卻對一件事情忿忿不平：人們對韓亞空難的倖存者所遭受的創傷並沒有足夠的認識。但事實上，那些傷害將會以常人難以想像的方式繼續追隨。有的孩子變得健忘，有的害怕聽到響聲，甚至有人在做關於自由落體的物理題目時都會淚流滿面。　　“沒有經歷過災難的人不會體會當事人的感受。”尹璞說，“我一定要幫助他們！”　　從第一次參與突發事故的心理救援開始，尹璞從來沒有遇到過對方的抗拒，這是很多同行業者難以想像的。常常有同行和學生問他：“你有哪些技巧？”　　他只回答一句：“你是為了治病，我是為了幫助一個人。”　　他曾用英文告訴前來採訪的BBC(英國廣播公司)記者說：“這是一個人性悲劇，不完全是飛行事故、政治事故。所以一定要用人性的關懷去幫助解決。”　　比起專業技巧，“悲天憫人的情懷高於一切”，這些天下來，尹璞看得到臺灣慈濟慈善基金的志願者們的工作狀態，他感到非常敬重。“即使他們不都有專業的心理學背景，但他們所能提供的，恰恰是人們此刻最需要的東西——陪伴。”　　“心理學的工作原理，一部分是技巧，一部分是用心。慈濟的志願者們是帶著心來的。”尹璞話語中帶著敬佩的語氣。　　孫羽中說：“尹老師是我見過的，從海外回來的心理師當中，最有責任感的人。我敬佩他在這樣的年齡還保持理想主義的氣質。”　　在美國待了22年，“心理學一溜兒讀上去”，尹璞身上的確散髮著某種與眾不同的氣質，他抽雪茄喝威士忌喜歡古典音樂，在麗都酒店充斥著各路媒體和工作人員的人群中也能一眼認出他：手裡拿著英文報紙，脖子上圍著紅白色塊相間的圍巾，頗具西洋味道。　　跟他打過交道的記者覺得他“酷酷的”，被他幫助過的家屬卻覺得他十分溫暖。一位第一次見面沒跟他講過幾句話的女性家屬，在他第二次來的時候緊緊拉著他的手說：“感謝你又來了！我想跟你聊聊！”　　就在馬來西亞總理髮布聲明，表示事件性質可能發生變化的第二天，麗都酒店的氣氛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希望與絕望博弈的天平上，更多的砝碼被放在了希望一端。　　“很多家屬情緒激動，‘劫機’的揣測讓他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尹璞擔憂地說，“但事情尚未有定論，這樣的‘樂觀’對他們而言卻未必是好事。”　　他被七嘴八舌熱烈討論的家屬們圍在房間里，聽他們講打網上看見的各種分析，有人問他怎麼看，他卻只是靜靜地坐著，一言不發。　　“我不能立即潑他們的冷水，他們被懸在中間太久，必然會偏向不同的兩極”，他現在所能做的是記錄每個人的心理狀態，確保它們在一個正常的維度里。　　這些日子里，他看到過太多撕心裂肺的瞬間，卻獨獨對一個場景久久不能釋懷：　　就在家屬們圍著他熱烈討論希望的時候，一隻喜鵲落在了窗臺上。人們瞬間靜了下來，幾秒鐘後，這些中年人們爆發出孩子般的歡呼雀躍：“這就是預兆，他們一定沒事！”　　尹璞嘴角牽動了一下，最終還是把要說的話咽了回去。(原標題：為失聯客機家屬尋一把“心理鑰匙”) >>>

　　9‧11事件發生第二天，尹璞就趕去死難者家屬家里，充當“一根精神上的稻草”。“非典”期間，他排著長隊退掉了回美國的機票，輾轉於十幾位醫護人員的家屬之間，為他們義務提供心理支持。　　汶川地震的時候，他特意錯開各路救援蜂擁而至的高峰；韓亞航空空難的時候，他在各方做出反應之前到達了親歷者身邊。　　這一次，馬航MH370失聯的消息剛一傳出，這位心理學家就坐不住了。當他趕到麗都酒店的時候，甚至很多乘客家屬還沒有抵達。　　在麗都接觸的第一位乘客家屬，是一位與獨生子失去聯系的母親，尹璞默默地坐在旁邊，最後，他握住了對方的手，陪她一塊兒哭出了聲。　　在外人看來，他做的事情似乎與“救援”的緊張感相去甚遠，大多數時間里，他只是默默地陪在這些人身邊，他強調這種陪伴就是“心理救援”，而不是“心理輔助”。　　他想通過最小的幹預，讓這些人找到情緒的出口。在他看來，能夠幫助他們的“鑰匙”就在他們自己的身上。　　前3天里，人們獲取到的信息太少，空氣中充滿了焦躁的氣味。家屬們的房間亂糟糟的，煙灰缸里滿滿都是煙灰。　　與不停哭泣的女人相比，男人們顯得很堅強，他們不哭，只是更加凶猛地抽煙。對心理學家來說，這樣的“堅強”可能隱藏更大的危險，尹璞幹脆跟幾個男人來了一場“男人之間的對話”：“咱們在一起的時候誰都別裝樣，你怕讓女人看到你哭，她睡的時候咱們可以哭。”　　話音剛落，七八個大男人齊刷刷地開始流眼淚。　　守候在這里的人們聽到的最多一句話就是“我理解你”，每一條短信，每一通電話都不乏相同的字眼。　　尹璞卻更傾向於坦誠地告訴對方：“我不能完全理解你，但是我會試著盡量去理解你現在經歷的一些東西。”　　往往當他這樣做了以後，客氣的笑容會瞬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充滿憂愁，不安甚至絕望的面孔。　　“一個人經歷了幾乎沒有其他人經歷過的東西的時候，他是全地球上最孤獨的人。”尹璞有意加重了“孤獨”二字。　　每次到麗都幫忙之前，尹璞都會特意換上一條淺色的褲子，在皮夾克里面穿件顏色樸素的襯衫，他說，這是心理工作者的專業素養，“淺色顯得溫暖親切”，面對不同背景的乘客家屬，“親切又不失正式”，是著裝的基本准則。　　他努力地做好每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但仍舊有種深深的無力感。　　因為遲遲得不到飛機的確切消息，鋪天蓋地的各種消息不斷地傳出，又不斷地被否認。這里的人們在情緒的天平上左右傾斜，搖搖欲墜。　　“情緒恢複需要一個起點，哪怕這個起點處在最糟糕最低落的位置，但現在沒有一個固定點，我們能做的只有陪著他們熬，讓他們熬過去時稍微順利些。”他感到焦慮。　　陪著這些家庭“熬”的這些日子，家屬們對他打開了話匣子，講起曾經的軼事，講起他們一起經歷榮耀，一起在人前出糗，說著說著，笑中有淚。尹璞靜靜地聽著，他陪他們一起笑，一起哭，從那些故事里尋找將來可能有用的“鑰匙”。　　這把“鑰匙”可能是某種愛好，可能是某種信仰，甚至某個人、某本書。　　這樣的“鑰匙”，幾十年來，他一直在尋找。“非典”的時候他陪伴過一個中學生，他在這場疫情中失去了父母，卻因此被樹立成自強的典型。少年開始多數時間會當著尹璞的面控訴，後來逐漸會聊一些生活上的事情。他告訴心理學家自己喜歡籃球，尹璞就多跟他聊有關籃球的內容，還送了他一套湖人隊的隊服。　　這些事物不會讓人“恢複”，卻可以給人慰藉。　　9‧11的時候，尹璞身在洛杉磯，他充當了5個家庭的心理救援志願者，每次離開之前，他都會囑咐對方：如果有問題，請隨時給我電話。後來有人告訴他，“你不知道就這麼一句話帶給我們多大的安慰。”　　這次的陪伴有些特殊，時間一天天過去，有用的信息依舊少得可憐。這幢位於北京四環外的四星級酒店，籠罩在一種壓抑的氣氛里，家屬區所在的多功能廳彌漫著出濃濃的煙味，進出的人們或低著頭，或把衣服上的帽子扣上，默默地來，默默地走。　　甚至有人把這里當做發洩的場所。曾有人憤怒地扯下衣服，赤膊指著馬航的工作人員大聲嘶吼著：“我再也不想聽你們扯淡，你就告訴飛機在哪兒！”　　為了不讓幫助對象受到負面情緒的感染，他把陪伴的地點選在了室外。他陪他們在停滿了警車的院子里散步，或者到露天的咖啡館坐坐，對方想說話的時候，他就傾聽；對方哭泣的時候，他就紳士地遞上紙巾。　　長時間呆在室外凍得他的膝蓋舊病複發，他現在不得不像一位老人那樣拄著拐杖前行。“半年以前，別人稱呼我‘尹老師’，現在直接稱我‘尹老’。”這個剛50歲出頭的男人瞇起眼睛笑著說。　　他有一個習慣，走到哪兒都會隨身帶著一張古典音樂的CD。他喜愛古典音樂和歌劇，微信頭像都是他拿著希臘女高音歌唱家卡拉斯碟片的照片。但此時，音樂對他而言更大意義上是一種平複心境的工具。　　每天晚上回家前，他會一個人，在夜色下寂寥的街道上走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整個人都靜下來，完全跳脫出白天的那些負面情緒之後才回到家里。　　這個心理學家曾一直堅持跑步鍛煉，“跑半程馬拉松沒有問題”，但現在他的狀態是，“每天晚上倒在床上的感覺不是睡覺，是昏迷”。　　他6歲的小女兒從來不知道爸爸的職業是什麼，但只要爸爸出差，她就知道：“我爸爸又去幫助別人了。”　　那時正值韓亞航空空難發生，幾個死難者的家屬曾經一度不願與外界任何人交流。為了讓對方敞開心扉，他硬著頭皮陪對方喝酒喝到昏迷，陪對方慟哭直到吐血。　　“我知道把自己代入到對方的情緒中在專業上是應該避免的，但機會只有一次，我必須跟他們建立信任，才能幫到他們。”尹璞一字一頓地說。　　那段時間他的壓力太大，他曾在夜里12點半在打給朋友孫羽中的電話里嚎啕大哭。“你能想象麼，深夜里，兩個大男人守在電話兩端，一個嚎啕著，夾著斷斷續續地傾訴；另一個捧著電話，默默地流淚。”　　回想當時的孤獨，他沒有做更多的評價，但卻對一件事情忿忿不平：人們對韓亞空難的幸存者所遭受的創傷並沒有足夠的認識。但事實上，那些傷害將會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方式繼續追隨。有的孩子變得健忘，有的害怕聽到響聲，甚至有人在做關於自由落體的物理題目時都會淚流滿面。　　“沒有經歷過災難的人不會體會當事人的感受。”尹璞說，“我一定要幫助他們！”　　從第一次參與突發事故的心理救援開始，尹璞從來沒有遇到過對方的抗拒，這是很多同行業者難以想象的。常常有同行和學生問他：“你有哪些技巧？”　　他只回答一句：“你是為了治病，我是為了幫助一個人。”　　他曾用英文告訴前來採訪的BBC(英國廣播公司)記者說：“這是一個人性悲劇，不完全是飛行事故、政治事故。所以一定要用人性的關懷去幫助解決。”　　比起專業技巧，“悲天憫人的情懷高於一切”，這些天下來，尹璞看得到台灣慈濟慈善基金的志願者們的工作狀態，他感到非常敬重。“即使他們不都有專業的心理學背景，但他們所能提供的，恰恰是人們此刻最需要的東西──陪伴。”　　“心理學的工作原理，一部分是技巧，一部分是用心。慈濟的志願者們是帶著心來的。”尹璞話語中帶著敬佩的語氣。　　孫羽中說：“尹老師是我見過的，從海外回來的心理師當中，最有責任感的人。我敬佩他在這樣的年齡還保持理想主義的氣質。”　　在美國待了22年，“心理學一溜兒讀上去”，尹璞身上的確散發著某種與眾不同的氣質，他抽雪茄喝威士忌喜歡古典音樂，在麗都酒店充斥著各路媒體和工作人員的人群中也能一眼認出他：手里拿著英文報紙，脖子上圍著紅白色塊相間的圍巾，頗具西洋味道。　　跟他打過交道的記者覺得他“酷酷的”，被他幫助過的家屬卻覺得他十分溫暖。一位第一次見面沒跟他講過幾句話的女性家屬，在他第二次來的時候緊緊拉著他的手說：“感謝你又來了！我想跟你聊聊！”　　就在馬來西亞總理發布聲明，表示事件性質可能發生變化的第二天，麗都酒店的氣氛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希望與絕望博弈的天平上，更多的砝碼被放在了希望一端。　　“很多家屬情緒激動，‘劫機’的揣測讓他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尹璞擔憂地說，“但事情尚未有定論，這樣的‘樂觀’對他們而言卻未必是好事。”　　他被七嘴八舌熱烈討論的家屬們圍在房間里，聽他們講打網上看見的各種分析，有人問他怎麼看，他卻只是靜靜地坐著，一言不發。　　“我不能立即潑他們的冷水，他們被懸在中間太久，必然會偏向不同的兩極”，他現在所能做的是記錄每個人的心理狀態，確保它們在一個正常的維度里。　　這些日子里，他看到過太多撕心裂肺的瞬間，卻獨獨對一個場景久久不能釋懷：　　就在家屬們圍著他熱烈討論希望的時候，一只喜鵲落在了窗台上。人們瞬間靜了下來，幾秒鐘後，這些中年人們爆發出孩子般的歡呼雀躍：“這就是預兆，他們一定沒事！”　　尹璞嘴角牽動了一下，最終還是把要說的話咽了回去。(內容由新浪北京提供。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

　　什麼是幸福？這是每個人都思考過的，並有著自己的理解。 　　3月20日，第二個國際幸福日。聯合國將舉行幸福日紀念活動，正式邀請清華大學心理係主任、中國積極心理學運動的倡導者彭凱平教授，作為亞洲唯一嘉賓，赴聯合國發表演講，介紹“中國幸福狀況和中國幸福研究的貢獻”。 　　2011年清華大學成立幸福科學研究中心，進行積極心理學基礎研究。2013年，清華大學成立行為與大數據實驗室，雖然美國等個別國家已經開始用大數據這一最新方法研究幸福感，但用大數據的方法得出整個國家的幸福指數，“清華大學幸福中國指數”在全球尚屬首次。 　　實驗室與賓夕法尼亞大學心理學係教授、前任美國心理學會（APA）主席Martin >>>

原標題：福州一心理學女大學生墜樓身亡 警方介入調查 昨日淩晨時分，位于打鐵垱57號的福建省福州醫學心理咨詢中心，一名心理學專業的女大學生從8樓墜下身亡。目前，警方已介入調查。 “6時許，我路過看到，一個人倒在花壇旁，身上都是血，嚇了一大跳。”福州醫學心理咨詢中心的一名守門人說起此事，仍驚魂未定。該守門人說，隨後他們幫忙撥打了120急救電話並報警。 昨日中午，記者來到現場，在該中心門診樓下的花圃內，仍有血跡。據最先發現該墜亡女子的守門人介紹，急救人員趕到現場後檢查發現，人已經沒救了。 據介紹，警方隨後調取了大樓的監控錄像發現，在15日16時許，該墜樓姑娘曾在門診大樓下徘徊了許久，隨後就進了門診樓，直到墜樓被人發現。據了解，該墜樓姑娘今年24歲，是一名心理學專業的在校大學生。目前警方已介入調查。（本報記者 張劍鋒） >>>

【人間社記者園翔台北報導】佛光山人間大學以心理諮商結合禪修，開設「敲敲心—情緒管理與人際互動工作坊」，日前於佛光山三峽金光明寺展開兩階段、四天的課程。透過專業心理諮商師和禪講師的引領及陪伴，進行自我狀態的探索到覺察心理狀況。 諮商師宋佩禹以多年實務經驗引導學員，從「自我探索與覺察」、「人我關係」、「同理溝通與情緒陪伴」循序漸進，從認識外相的我，漸往裡層探索本我。宋佩禹以拆解的方式，讓語言及面部表情、肢體動作，清晰呈現在學員的眼前並加以分析，讓學員清楚看到在哪一個關鍵點，產生了模糊傳達、錯誤用語的訛誤。 在禪修部分，佛光山安樂精舍慧立法師以「五蘊參禪」開示禪法的心要，以參禪的「定」進而產生「智慧」後，才能勇於面對疑慮的自己，拿起智慧之斧向自己宣戰，大刀闊斧迎接新生的自己，「解構生命」並重新「建構生命」，不為自己構築的堡壘所限而受苦。 學員謝佳晃表示，在宋佩禹老師的引導下，她發現了在人際互動上須調整的部分，進而知道如何做好情緒管理；而慧立法師深入淺出帶導學員進入禪的境界，無論是動中禪、靜中禪、立禪、雲水禪，都讓人身心消除雜慮，獲得紓解。她在此次課程中受益良多。 >>>

林(山加)瞬 臨床心理學博士 •現在國內很多大老闆談到廣告時，仍是重功能性廣告居多。 •這不一定是國內人老套，而可能是和中國人的文化較偏向左腦思考有關。 上週去了一個試酒會，碰到一位也是搞商管心理學的朋友，他現時大部分業務都是替國內的企業做商業顧問，而且主要是做品牌建立。 想推廣任何產品，或想建立甚麼品牌，其中一個最常用的途徑，就是做廣告。而廣告最主要可分為兩種：功能性的，以及推廣形象的。作為一家具規模的企業、大牌子，若要在建立品牌方面看到效果，一味只做功能性的廣告是行不通的，還需要形象推廣去配合。 可是，據這朋友說，現在國內很多大老闆談到這問題時，仍是重功能性廣告居多。這令我想到，不一定是國內人老套，而可能是和中國人的文化較偏向左腦思考，至今未能完全改變有關。 人的左腦和右腦，功能是有分別的。最簡單的比較，左腦功能包括說話、閱讀、寫字、綜合性的語言記憶、連續性的細微動作、詳細畫面等，而右腦功能則包括閱讀中掌握微言大義、容貌識別、空間知覺、對路徑的探索能力、音樂的感覺、適當畫面的形成等。當然這只是概略的，但已可看到左右腦功能的基本分別：左腦較重功能性，右腦則較偏重探索和創意。 但要留意，左腦思考是受文化背景影響而不是基因遺傳，所以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包括我的那位朋友）沒有這特性，反而我這朋友深切感到頗難向國內的老闆解釋形象推廣的重要。 驟聽之下，這在廿一世紀的今天，似乎難以想像。但事實上，右腦思考並非一往無前的，它也受人的行為影響。正如香港，今天是否比幾十年前多創意，也值得商榷。 我小時候印象最深的一首電視廣告歌是：「斬料！斬料！斬大叉燒！油雞滷味樣樣都要，斬大叉燒！」這廣告的主角，是一班建築裝修工人，但色彩亮麗，充滿營營役役生機處處的活力。我相信不少三十多歲以上的香港人都記得這首歌，但未必記得它賣的是甚麼，答案是玉冰燒。 這簡直是右腦思考的典範，當觀眾連產品是甚麼都忘記了，卻仍記得那豪邁「麻甩」的歌詞和味道。這其實反映了，廣告在當時引起了注意，亦為產品的推廣帶來很大效果。反過來說，有些廣告只重功能性，一開口便忙不迭介紹產品，即時的效果固然成疑，更不可能讓人一直記憶猶新。 >>>

為甚麼在很多情況下，一個陌生人還沒有開口，我們就會產生莫名其妙的好感或者厭惡感。美國心理學家芭芭拉·鮑維爾博士根據印度的人體色譜的理論，研究人體所散發的光環，她認為：“人體光環是一個人靈魂的指示燈，它是一個人精神的精華向外發射的信號。” 雖然我們無法看到芭芭拉所研究的光環，但是科學證明，任何生物都會放射電磁波，這個磁場形成了人體的光環。我們的身體中也有一個敏感的天線，能夠準確地察覺到另一個磁場的實質內容，我們由此做出決定——喜歡他，還是排斥他。這個理論，還能解釋為甚麼古人常嘆“紅顏薄命”...... >>>

林(山加)瞬 臨床心理學博士 •「你唔好要我諗呀，睇電視的人就係唔想諗！」 •這句話說得那麼爽快自然，徹底表明了他其實還是「不要求觀眾思考」。 早前和王維基開了一次會，商談合作，暫未成功，沒有太大失望，但就再一次體會到市場包裝真的無處不在。的確，城中很多所謂成功的商人，其實真正成功的地方都是包裝。 王維基的ＨＫＴＶ，在發牌一事上鬧出大風波，他得到的支持不少。至於為何支持他，也許各人有本身的理由，而我，當時對他較深刻的印象是他說：想搞電視台，但不是ＴＶＢ，節目要有內涵、高格調，不是給白痴看的。 我這次和他開會，是因為朋友想在日後開台的ＨＫＴＶ，搞一個關於心理學的節目，經過聯繫，王維基並沒有回絕（事實上他不會回絕，他會接納任何建議和可能性，但不表示一定會達成合作），而是叫我們寫一份包含頭四集內容的計畫書，然後約見開會。 他對內容構思有意見，這是意料中事，我從沒冀望他會照單全收。而且他不止有意見，更覺得內容太深，行不通。會議結束前，他最後拋下的一句是：「你唔好要我諗呀，睇電視的人就係唔想諗！」 坦白說，他不接納計畫書也好，覺得太深也好，都不奇怪。然而，最後這句話，說得那麼爽快自然，我覺得徹底表明了他其實還是想做一個「不要求觀眾思考」的電視台。這並沒有錯，只不過之前曾經令人有所期待的，原來不過是市場包裝罷了。 這個社會，用類似手法包裝的例子多不勝數。例如有一家餐廳，算是頗有名氣，但名氣不在食物水準，而在於它以聘請老人家工作為口號，強調社會良心，獲得不少人捧場，傳媒更是久不久便替它做訪問，大收免費宣傳效果。還有很多很多這樣的例子，歸根究底，其實都是一盤生意，細心分析一下，你會明白大家都一樣，在玩「社會同情心」。 最近，那家餐廳在九龍的其中一間分店結業了，原因當然可以很多。但說到底，任何生意都很難單靠「社會同情心」就獲得長期的成功，它只可作為起步的招徠，之後還是得講求質素和實力。「社會同情心」只是其中一種市場包裝手法，但即使不是這種煽情手法，到有朝一日讓人看通看透，市場包裝的功效還是會消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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