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發生第二天，尹璞就趕去死難者家屬家里，充當“一根精神上的稻草”。“非典”期間，他排著長隊退掉了回美國的機票，輾轉於十幾位醫護人員的家屬之間，為他們義務提供心理支持。

　　汶川地震的時候，他特意錯開各路救援蜂擁而至的高峰；韓亞航空空難的時候，他在各方做出反應之前到達了親歷者身邊。

　　這一次，馬航MH370失聯的消息剛一傳出，這位心理學家就坐不住了。當他趕到麗都酒店的時候，甚至很多乘客家屬還沒有抵達。

　　在麗都接觸的第一位乘客家屬，是一位與獨生子失去聯系的母親，尹璞默默地坐在旁邊，最後，他握住了對方的手，陪她一塊兒哭出了聲。

　　在外人看來，他做的事情似乎與“救援”的緊張感相去甚遠，大多數時間里，他只是默默地陪在這些人身邊，他強調這種陪伴就是“心理救援”，而不是“心理輔助”。

　　他想通過最小的幹預，讓這些人找到情緒的出口。在他看來，能夠幫助他們的“鑰匙”就在他們自己的身上。

　　前3天里，人們獲取到的信息太少，空氣中充滿了焦躁的氣味。家屬們的房間亂糟糟的，煙灰缸里滿滿都是煙灰。

　　與不停哭泣的女人相比，男人們顯得很堅強，他們不哭，只是更加凶猛地抽煙。對心理學家來說，這樣的“堅強”可能隱藏更大的危險，尹璞幹脆跟幾個男人來了一場“男人之間的對話”：“咱們在一起的時候誰都別裝樣，你怕讓女人看到你哭，她睡的時候咱們可以哭。”

　　話音剛落，七八個大男人齊刷刷地開始流眼淚。

　　守候在這里的人們聽到的最多一句話就是“我理解你”，每一條短信，每一通電話都不乏相同的字眼。

　　尹璞卻更傾向於坦誠地告訴對方：“我不能完全理解你，但是我會試著盡量去理解你現在經歷的一些東西。”

　　往往當他這樣做了以後，客氣的笑容會瞬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充滿憂愁，不安甚至絕望的面孔。

　　“一個人經歷了幾乎沒有其他人經歷過的東西的時候，他是全地球上最孤獨的人。”尹璞有意加重了“孤獨”二字。

　　每次到麗都幫忙之前，尹璞都會特意換上一條淺色的褲子，在皮夾克里面穿件顏色樸素的襯衫，他說，這是心理工作者的專業素養，“淺色顯得溫暖親切”，面對不同背景的乘客家屬，“親切又不失正式”，是著裝的基本准則。

　　他努力地做好每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但仍舊有種深深的無力感。

　　因為遲遲得不到飛機的確切消息，鋪天蓋地的各種消息不斷地傳出，又不斷地被否認。這里的人們在情緒的天平上左右傾斜，搖搖欲墜。

　　“情緒恢複需要一個起點，哪怕這個起點處在最糟糕最低落的位置，但現在沒有一個固定點，我們能做的只有陪著他們熬，讓他們熬過去時稍微順利些。”他感到焦慮。

　　陪著這些家庭“熬”的這些日子，家屬們對他打開了話匣子，講起曾經的軼事，講起他們一起經歷榮耀，一起在人前出糗，說著說著，笑中有淚。尹璞靜靜地聽著，他陪他們一起笑，一起哭，從那些故事里尋找將來可能有用的“鑰匙”。

　　這把“鑰匙”可能是某種愛好，可能是某種信仰，甚至某個人、某本書。

　　這樣的“鑰匙”，幾十年來，他一直在尋找。“非典”的時候他陪伴過一個中學生，他在這場疫情中失去了父母，卻因此被樹立成自強的典型。少年開始多數時間會當著尹璞的面控訴，後來逐漸會聊一些生活上的事情。他告訴心理學家自己喜歡籃球，尹璞就多跟他聊有關籃球的內容，還送了他一套湖人隊的隊服。

　　這些事物不會讓人“恢複”，卻可以給人慰藉。

　　9‧11的時候，尹璞身在洛杉磯，他充當了5個家庭的心理救援志願者，每次離開之前，他都會囑咐對方：如果有問題，請隨時給我電話。後來有人告訴他，“你不知道就這麼一句話帶給我們多大的安慰。”

　　這次的陪伴有些特殊，時間一天天過去，有用的信息依舊少得可憐。這幢位於北京四環外的四星級酒店，籠罩在一種壓抑的氣氛里，家屬區所在的多功能廳彌漫著出濃濃的煙味，進出的人們或低著頭，或把衣服上的帽子扣上，默默地來，默默地走。

　　甚至有人把這里當做發洩的場所。曾有人憤怒地扯下衣服，赤膊指著馬航的工作人員大聲嘶吼著：“我再也不想聽你們扯淡，你就告訴飛機在哪兒！”

　　為了不讓幫助對象受到負面情緒的感染，他把陪伴的地點選在了室外。他陪他們在停滿了警車的院子里散步，或者到露天的咖啡館坐坐，對方想說話的時候，他就傾聽；對方哭泣的時候，他就紳士地遞上紙巾。

　　長時間呆在室外凍得他的膝蓋舊病複發，他現在不得不像一位老人那樣拄著拐杖前行。“半年以前，別人稱呼我‘尹老師’，現在直接稱我‘尹老’。”這個剛50歲出頭的男人瞇起眼睛笑著說。

　　他有一個習慣，走到哪兒都會隨身帶著一張古典音樂的CD。他喜愛古典音樂和歌劇，微信頭像都是他拿著希臘女高音歌唱家卡拉斯碟片的照片。但此時，音樂對他而言更大意義上是一種平複心境的工具。

　　每天晚上回家前，他會一個人，在夜色下寂寥的街道上走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整個人都靜下來，完全跳脫出白天的那些負面情緒之後才回到家里。

　　這個心理學家曾一直堅持跑步鍛煉，“跑半程馬拉松沒有問題”，但現在他的狀態是，“每天晚上倒在床上的感覺不是睡覺，是昏迷”。

　　他6歲的小女兒從來不知道爸爸的職業是什麼，但只要爸爸出差，她就知道：“我爸爸又去幫助別人了。”

　　那時正值韓亞航空空難發生，幾個死難者的家屬曾經一度不願與外界任何人交流。為了讓對方敞開心扉，他硬著頭皮陪對方喝酒喝到昏迷，陪對方慟哭直到吐血。

　　“我知道把自己代入到對方的情緒中在專業上是應該避免的，但機會只有一次，我必須跟他們建立信任，才能幫到他們。”尹璞一字一頓地說。

　　那段時間他的壓力太大，他曾在夜里12點半在打給朋友孫羽中的電話里嚎啕大哭。“你能想象麼，深夜里，兩個大男人守在電話兩端，一個嚎啕著，夾著斷斷續續地傾訴；另一個捧著電話，默默地流淚。”

　　回想當時的孤獨，他沒有做更多的評價，但卻對一件事情忿忿不平：人們對韓亞空難的幸存者所遭受的創傷並沒有足夠的認識。但事實上，那些傷害將會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方式繼續追隨。有的孩子變得健忘，有的害怕聽到響聲，甚至有人在做關於自由落體的物理題目時都會淚流滿面。

　　“沒有經歷過災難的人不會體會當事人的感受。”尹璞說，“我一定要幫助他們！”

　　從第一次參與突發事故的心理救援開始，尹璞從來沒有遇到過對方的抗拒，這是很多同行業者難以想象的。常常有同行和學生問他：“你有哪些技巧？”

　　他只回答一句：“你是為了治病，我是為了幫助一個人。”

　　他曾用英文告訴前來採訪的BBC(英國廣播公司)記者說：“這是一個人性悲劇，不完全是飛行事故、政治事故。所以一定要用人性的關懷去幫助解決。”

　　比起專業技巧，“悲天憫人的情懷高於一切”，這些天下來，尹璞看得到台灣慈濟慈善基金的志願者們的工作狀態，他感到非常敬重。“即使他們不都有專業的心理學背景，但他們所能提供的，恰恰是人們此刻最需要的東西──陪伴。”

　　“心理學的工作原理，一部分是技巧，一部分是用心。慈濟的志願者們是帶著心來的。”尹璞話語中帶著敬佩的語氣。

　　孫羽中說：“尹老師是我見過的，從海外回來的心理師當中，最有責任感的人。我敬佩他在這樣的年齡還保持理想主義的氣質。”

　　在美國待了22年，“心理學一溜兒讀上去”，尹璞身上的確散發著某種與眾不同的氣質，他抽雪茄喝威士忌喜歡古典音樂，在麗都酒店充斥著各路媒體和工作人員的人群中也能一眼認出他：手里拿著英文報紙，脖子上圍著紅白色塊相間的圍巾，頗具西洋味道。

　　跟他打過交道的記者覺得他“酷酷的”，被他幫助過的家屬卻覺得他十分溫暖。一位第一次見面沒跟他講過幾句話的女性家屬，在他第二次來的時候緊緊拉著他的手說：“感謝你又來了！我想跟你聊聊！”

　　就在馬來西亞總理發布聲明，表示事件性質可能發生變化的第二天，麗都酒店的氣氛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希望與絕望博弈的天平上，更多的砝碼被放在了希望一端。

　　“很多家屬情緒激動，‘劫機’的揣測讓他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尹璞擔憂地說，“但事情尚未有定論，這樣的‘樂觀’對他們而言卻未必是好事。”

　　他被七嘴八舌熱烈討論的家屬們圍在房間里，聽他們講打網上看見的各種分析，有人問他怎麼看，他卻只是靜靜地坐著，一言不發。

　　“我不能立即潑他們的冷水，他們被懸在中間太久，必然會偏向不同的兩極”，他現在所能做的是記錄每個人的心理狀態，確保它們在一個正常的維度里。

　　這些日子里，他看到過太多撕心裂肺的瞬間，卻獨獨對一個場景久久不能釋懷：

　　就在家屬們圍著他熱烈討論希望的時候，一只喜鵲落在了窗台上。人們瞬間靜了下來，幾秒鐘後，這些中年人們爆發出孩子般的歡呼雀躍：“這就是預兆，他們一定沒事！”

　　尹璞嘴角牽動了一下，最終還是把要說的話咽了回去。

(內容由新浪北京提供。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