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研究與外交政策分析的演變(一)

  在20世紀下半段時期,外交政策的研究方向有明顯的改變。在1950年代前,外交政策的研究傾向描述性(descriptive)、推動政策(policy driven)和解釋性(interpretive)而非理論性(theoretical)的分析。這通常涉及單一案例的研究:這些研究受到時間上和地域上的限制,對產生同時適用於其他時段和情況的理論概括的作用不大。那個階段的外交政策分析亦以結果而非過程為導向。當時的學者大多描述各國的外交政策,以及按不同的政策目標和策略背後的概念提供一般的解釋。相反,他們對決策過程時黑箱作業的情況,以至分析外交政策在實際上的過程不感興趣。

  其實,在1960年代前,外交政策的分析並沒有系統化的範式(paradigm)。有些學者含蓄地運用個理性主義的框架作出分析:政治領導人試圖通過認真權衡成本(costs)和效益(benefits),作出國家利益極大化的選擇。直到1971年,哈佛大學約翰·F·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格雷厄姆·佳佳(Graham Tillett Allison)發表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論文,建立了「理性行為模型」(rational actor model),理性主義的外交政策分析才得以系統化。這個模型無視政治領導人的個性、情緒狀態、有缺陷的信息處理、其他心理變項(psychological variables)等。誠言,當時有部分學者含蓄地假設外交政策的制訂有明顯偏離理性的象。然而,他們甚少借鑒社會心理學的文獻去解釋這些偏差,或把它們進行分類。

  事實上,人們對心理層面的外交政策和國際關係感興趣,至少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不過,大部分感興趣的均是社會心理學家而非政治科學家。在經歷一戰後,研究焦點多放在戰爭心理學和預防戰爭方面。例如,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畢業生丹尼爾·德羅巴(Daniel D. Droba, 1898-1998)和達特茅斯學院社會學系學者羅斯·斯塔格納(Ross Stagner)受到路易·萊昂瑟斯頓(Louis Leon Thurstone, 1887-1955)和E. J.蔡夫(E. J. Chave)的 The Measurement of Attitude(1929)論文的薰陶。他們在1930至1940年代期間多番發表人們對戰爭,民族主義和侵略的態度為主題的論文。另弗洛伊德強調人類侵略性的本能是戰爭的根源。這個觀點啟發了後人,如E. F. M. 德賓(E. F. M. Durbin)和英國發展心理學家約翰·鮑爾比(John Bowlby, 1907-1990)便運用了心理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研究戰爭。耶魯大學教育心理學教授Mark Arthur May(1891-1977)在 A social psychology of war and peace(1943)一書則使用一般的學習框架來分析戰爭與和平。在1950年代,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系主任哈德利·坎特里爾(Hadley Cantril, 1906–1969)的著作 Tensions that cause wars(1950),以及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系教授Otto Klineberg(1899-1992)的著作Tensions affecting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1950)中,均集中研究緊張局勢的來源及各種解決的辦法。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研究生 楊庭輝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