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半年前，理財周報對分析師的持續“審判”，不意掀起了行業內的巨大聲浪；尤其是對安信證券分析師團隊集體倒戈風波的報導，引起了中國證券分析師教父——高善文博士的關注和公開非議。

在其官方博客上，高善文博士連發六文，主要表達了如下幾點意思：

賣方分析師是補漏洞而不是搞預測的，工作的核心在於創見；

分析師有償服務於機構，只有機構有評價權；

分析師是研究公司，而不是研究股票，但是分析師的商業模式決定了其被動性，而生態環境的變異和惡化讓分析師陷入困境，滑入低級趣味。

總之，職業很好，行業很壞，猶如“墮落的天使”。

應該說，這是國內第一次對“賣方分析師”身份的系統性定義。這是分析師行當發展至今日必須也必然的一份說明。這也是一位行業領袖愛恨交加的一份自辯書。

因此，它十分值得，也得到了人們的充分尊重，包括理財周報。但我認為“分析師”的真實面容和本質身份與高善文先生的定義有不小的差異，大量客觀現實挑戰著分析師們的自我定義。

分析師是什么？

分析師不是什么，而是做什么。

分析師不是一門自然科學。

合成肽治療性乙肝疫苗科學原理、99.9999%的多晶硅純度、2.4G的移動支付核心物理載體技術，這屬於物理或化學的范疇，研究它們的人叫做科學家。

而當這些概念進入重慶啤酒(600132股吧)、江蘇陽光(600220股吧)、國民技術(300077股吧)，也就是企業領域，與資本掛鉤，也意味著它們從此進入社會科學領域，成為財務報表中的某項資產，運作它們的叫資本家。

當這項資產進入證券市場的視野時，人們又動用了一整套的工具去解構和重構它。這些工具包括：經濟學（國家宏觀經濟、市場微觀經濟、金融工程等）、管理學（會計學、企業管理等）、心理學（市場博弈）甚至社會學等等。但這些工具都屬於社會科學范疇——百年來歷代經濟學家們試圖將經濟學改造成一門自然科學均終歸於失敗。分析它的人叫做投資者。

只有當這項分析工作本身進入一種交易性社會關係——構成了其復雜商業模式，關於此，高善文博士亦有明確但不完整的闡述——研究它們的人才能被稱為證券分析師。

可見，先驗邏輯（自然科學本質）并非證券分析師的本質，而只是其基礎之一，對某些行業，比如文化出版行業的分析師而言，其基礎甚至連先驗邏輯都沒有。

因此，證券分析能力是對科學的多重經驗分析能力復合的結果。這證明，對賣方分析師的討論，首先必須回歸到復雜的社會關係現場中去。分析師的合理性不能在封閉的天文學物理學數學中求得。

這個過程，同時批駁了一種看上去神聖不可侵犯的信念和定義，正如高博士所言：“分析師是研究公司，而不是研究股票”。——倘若一位證券分析師僅僅是研究公司，他為何不直接稱為“公司分析師”？倘若“公司分析師”這一職業在金融市場中具有合理性，那么股市誕生以來這一行業為何從來不存在？

在這一理念平臺上，分析師試圖脫離金融市場中的資本身份，回到簡單的知識身份，也就是從價格立場退到價值立場，恰好，這又誕生一整套更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價值體系——“長期價值投資”，并且反過來指責價格立場上的市場“好近利、貪急功”，而分析師們似乎是被逼良為娼。

這就好似一支球隊鋒線無章，久攻不下卻反遭蹂躪，遂將所有隊員后撤，在禁區前沿擺一輛大巴，一任對方狂轟亂炸我自巋然不動，反而指責打攻勢足球的人是搞機會主義。這種踢法的生存法則是，等對方全線壓上（逼近價值底線）后防空虛的時候我再撿個漏洞打防反。全世界幾乎也只有巴菲特一人花幾十年做成了這件事情，然而，巴菲特是從不聽信分析師的。

且不論，巴菲特的投資行為，是他深入參與社會政治活動和企業經營之后的結果，而國內分析師從根本上不具備參與能力。更重要的是，此種理念完全誤解了價值投資中“價值”的內涵，并將價值和價格割裂開來。

“價值”的起源是商品交易，有了價格才有了價值。脫離價格的商品是不存在價值的。因此，價值投資者首先要搞清楚的是該商品的價格體系和形成機制。股市的價值投資者，首先需要深刻地理解驅動一只股票價格的內部力量（譬如參與股東性質、成本結構、利益方之關係）、外部力量（譬如長周期中的資本繁榮程度及其在各層次市場中的流向、政治周期及其影響）、過程及邏輯，而不是閉門造車。

很多人回避的是，資本市場與公司基本面之間存在的反身性作用。譬如股價波動及機構投資者的行為，常引起上市公司投資、資本計劃、運營節奏甚至商業模式的劇烈波動，“基本面”的突然被架空，反過來又攪亂股價的成本結構，在中國這異常鮮明，常讓價值信徒們深受其害，近期重慶啤酒就是血淋淋的案例。

孤立的價值不存在，屏蔽股價做單方面公司研究，作為專業導向大有裨益，作為價值觀，無異於掩耳盜鈴。

分析師做什么？

在2007年的大牛市中，沒有分析師聲稱“趨勢很難預測”，因此，縱然市場千瘡百孔，也必須得到尊重。如果內幕小道、妖言惑眾可謂“下流”，則2007年把中國船舶(600150股吧)吹到600元就不“放蕩”？

而當分析師不能提供準確預判，并畏縮立場之后，就產生了新的辯護，即高博士所稱，只是“查漏補缺”，提供“有啟發的創見”。

這是另一個堂皇的偽命題。如果分析師行業的標準不是交易性價值本身，而是“創見”，那么這個行業的價值體系將走向紊亂和虛無。因為創見是無窮的，而事實只有一個。

實際上，“創見論”為高博士所倡乃順理成章。“創見”在一個開放性的純社會科學領域是極其重要的，這集中在宏觀策略領域，而這正是高善文之所長。但對於相對封閉的微觀研究尤其是公司研究中，更需要的是邏輯、真實和精確，“創見”可能反而是危險的。想象一下，一個行業上百位分析師能對同一家公司的EPS都提出別致的創見嗎？

資本不需要普通分析師成為思想家，一個每天不斷為機構提供查漏補缺“創見”的分析師將無法服從於他的存在合理性——作為證券市場的神經中樞，動用對科學的多重經驗分析，在各種機構、上市公司、投行部門、自營部門、公司利益及各種老鼠倉之間進行利益分配。這已經接近分析師這個行當的本質。

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真相，賣方分析師真的是“賣方”嗎？

我們了解相當多案例，比如一家券商分析師為該公司投行保薦的某項目被迫開出高價詢價建議，他的確是賣方，而上市后不惜生造浮夸，強推“買入”之時，他已代表了被套的打新機構。當這些報告通過媒體和行情終端滲入市場，散戶與機構之間，機構與機構之間的“謀殺”關係已經奠定。尤其當一位分析師將通過老鼠倉或別人的老鼠倉間接獲取利益時，他已經是徹底的買方。

沒有任何評價體系是完美的，但是，真的只有機構才有評價一位分析師的資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