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智能(二)

    多元智能 (二)

    在十九世紀末,達爾文的表兄及心理測量學創建者法蘭西斯 · 高爾頓(Francis Galton)認為,智能由家族遺傳,故他從當時鼎盛的英國當權者和貴族後代身上尋找智能的定義。

    智商與智能關係

    其後,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 · 比奈(Alfred Binet)欲找出一套試題,以測驗學生是否可跟上學校進度。比氏最初主要選用感知類試題,後來發現學術類認知類試題具更強測試功能。即你的詞匯記憶、詞匯推理、數字推理、邏輯推理等綜合分數反映你的智力水準。之後,心理學家威爾海姆 · 斯特恩(Wilhelm Stern)提出智商概念和測量法,即某人智商是其心理年齡和實際年齡之比乘100,測量成就潛能(非能力)的評估也用類似方法。心理學家賀恩斯坦(Herrnstein)和政治學家的默里(Murray)認為,人群中的智能以鐘型曲線分佈。即高智商(130以上)或低智商(70以下)者所佔比例極低(分別處於一個鐘型圖狀的起始及結束部分),一般者(85-115)佔最大比例(集中於鐘型圖之頂部及附近),且無任何方法提升智商。智商測驗至今仍被用作為科學或專業位置選才的工具。由於它能預測學生在學校的成功,故人們覺得沒必要深究其內涵。

    各類智能論之爭

    但獲普利策奬的政治評論家澳爾特 ·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批評道,藉一個簡單口頭或書面測驗,來判斷某人的智能潛力是膚淺危險兼偏見的。《時代》(Time)專欄作家及心理學家丹尼爾 · 戈爾曼(Daniel Goleman),提出情商比智商更重要。因他認為世人忽視人際和應對情感的能力,即認識和調節自己的情感生活,同情並能與他人合作的能力。更認為若教育界培育情商像培育認知智能般,世界將變得更好。其《情商》一書突破三百萬冊銷量的社科出版史。事實上,學者一直爭論,智力是單一或存在各種不同的相對獨立的智能?是由先天遺傳基因或後天環境所決定?

    在儒家思想影響下的東亞文化一般認為,人與人之間的天資差異不大,成就取決於個人努力。達爾文說:“我一直堅持認為,除了傻瓜,人類在智能差別不大,不同的只是激情、刻苦和努力”。事實上,不少學者對“文化對兒童的影響弱於基因”的觀點表示質疑,並列舉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長者之間的巨大差別,以說明父母或撫養者盡心培養的孩子,具某些特性和優點。

    但西方普遍認為智能是天生,後天無能為力。故於高氏的心理測量論後,學業評估測驗(SAT)、米勒類同測驗(MAT)、大中小學、研究生的各類考試、職業試,都以他的方法為基礎。許多廣泛使用的學術測驗,其實是偽裝的智力測驗。儘管如此,心理學及各域大多數學者相信,社會太依賴那些只能反映某人是否能於正規教育(而非政經社文)成功且有許多缺陷和局限的智商測驗。故學者們對於甚麼是智能?如何(甚至是否需)測量?智能包括甚麼價值等提出新觀點新思路。神經學家也開始懷疑這些智商測驗的假設。因越來越多實驗表明,大腦在生命早期具完全可塑性,即大腦不同的部位可取代受損部位的功能,這種高度可塑性與“智能無法改”的觀點對立。

    有才華的潦倒者

    事實上,發生認識論的創建者讓 · 皮亞傑(Jane piaget)及創建智力三元理論的心理學家羅伯特 · 斯騰伯格(Robert Sternberg)認為,知道某人在測驗時是否給出準確答案並不夠,更要看其答題的思維過程和步驟,即關注導致其產生正誤結論的假設和推論方式,也即筆者常強調的思維模式。斯氏的研究發現,人們有效處理新信息和適應環境的能力與其智商測驗成績相差甚遠。這就是筆者所言的“世上充滿有才華的潦倒者”或“高分低能”現象。因看重被測者能否給出準確答案,忽視其思維過程及解決問題過程的教育和應試制度,不斷為社會製造高分(語言數理相關科目績優)低能(沒能力解決事業與人生各種問題)的“高智者”。

    加氏更認為,應試教育弱化了對人類取得成就至關重要的高層次(即對開放性難題解決及創造力)的能力。相對於“出身或智商測驗定成敗”的傳統主流觀點,加氏認為,判斷某人的智慧還有很多比智商測驗這單一數字更多的標準,故創建可更全面更有效代表智慧的核心元素以至智能框架,並影響全球教育面貌。

    陳傑榮

    http://blog.sina.com.cn/u/1806207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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