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

1936年，安陽出土大塊甲骨灰土柱，李濟蹲在木箱上指導。

　　中國新聞中心記者呂小婷 實習記者關愷欣綜合報道

　　核心提示

　　方才還風雨大作，午休過後居然已經大晴，記者往門口走去抬頭望天，陽光刺眼，一陣暈眩後發現已瞬間換了天地。「溫州街？」記者看到路牌，覺得莫名其妙卻又似曾相識。不遠處一位白衣老者半躺在椅子上，雙手輕扶椅柄，神情愉悅，看到記者後微笑示意。仔細一看，這不是李濟老先生嗎？作為中國考古之父，李濟擁有人類學博士學位，他考古並非只為了研究「古物」，而是以探尋中國人的本源為己任。近年來，民族文化尋根大熱，但經濟大戲使之染上銅臭，也使得不少學術滑稽的偽專家浮出水面。以學術嚴謹著稱的他想必感想良多。多年來，他在官方環境被隱去的，也因為當年搬往台灣的決定而備受爭議。凡此種種，記者快步向前，表達對他的了解和採訪的意願。老先生坐起來，神情嚴肅地陷入思考，片刻後認真地對記者說：「談談倒也無妨。」

　　【人物簡介】

　　李濟被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主持安陽殷墟的發掘和研究，系列發掘證實了商的存在，中國的信史得以上推數百年。1918年留學美國，5年拿了3個學位：心理學學士、社會學碩士，最後是哈佛大學人類學專業的哲學博士。歸國後，與梁啟超等清華四大國學導師同時被聘為國學研究院教師，一生從事考古，尋找「中國人的始源」。1948年末押送文物後留在台灣，大兒子則最終留在內地並加入共產黨。他在官方環境少有提及，媒體稱之為「失蹤的大師」。

　　「尋繹中國人的始源」

　　成報：當下中國掀起故里文化熱，各地爭相挖掘當地的文化名人資源。這一開始被美譽為「尋根」，但後來各地對「名人故里」爭論不休，鬧出不少笑話。「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思路使得「尋根」變質為對經濟利益赤裸裸的追逐。您是一位考古學家，媒體評價您始終不曾忘情的是尋找「中國人的始源」，那您怎看當下中國這種與經濟利益掛的「尋根」狂熱？

　　李濟：我年輕時的想法是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墳掘墓、斷碑尋古，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來尋繹中國人的始源出來。

　　成報：這些古董到了今天，就很多人想要了，很值錢。

　　李濟：那我大概明白了。我那個年代到處打仗，政府已經自顧不暇了，研究所經常大幅裁員。有一次，研究所的圖書、儀器、標本等等安置在一個火車站的破舊庫房，守護這些珍貴資料的生活十分艱苦，往往四五口人住在一間小屋裏，找不到合適居所的人有時還要在豬圈謀得「一席之地」。而你們的年代，終於安定下來了，很多人對我們祖宗的文化感興趣，我覺得是一件好事，我也可以想見研究條件會比我們好很多。至於利用這些「尋根」的熱情去賺錢，我不了解情況。但是就我自己而言，做考古是挺純粹的。我記得我二十多歲時給自己做過一個簡歷，當時我滿腔熱血的志向是把中國人的腦袋量清楚，來與世界人類的腦袋比較一下，尋出他所屬人種在天演路上的階級出來。後來老了，雖然激情有所消減，但還是朝這個方向走的，我想這大概也是你們所說的「尋根」吧。

　　成報：正是因為很多人對民族文化感興趣，各地「尋根」的激情似乎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以至於出現為孫悟空之類的神話人物尋找故里的笑話，不少專家還加入其中，草草得出結論。您的學生後來評價您是「被上級、同僚、晚輩、學生害怕的人」。而對內地的考古發掘報告，您也曾提出異議，認為其中缺乏實際材料，充滿了政治術語。您是一個對學術非常嚴格的人，對當下中國「尋根」經濟中備受爭議的學術專家，您覺得失望嗎？

　　李濟：多年前，我認為中國學術在世界範圍內是十分落後的，而落後的程度只有幾個從事學術工作的人方才真正地知道。想不到到了你們的時代，學術的水平還是讓人失望的。但是在批評的時候，若是還寄托於這個社會，就必須連帶地想到自己的責任。每一個人都有責任。我想，中國民族和中國文化的將來，要看我們能否培植一群努力做現代學術工作的人，他們一定要是真正求知識、求真理的人。

　　「文物去哪裏，我去哪裏」

　　成報：1948年底，你決定全家搬去台灣，並押運了一批文物。這是個艱難的決定嗎，畢竟這招來了很大的爭議，不少來自昔日的師友。

　　李濟：我當時並沒想太多，文物去哪裏，我去哪裏。我想，只要打仗，文物就會受損。當年俄國人打進長春的時候，溥儀帶去的故宮國寶被洗劫一空，我想只要是我能做到的，這樣的事情絕對不能再一次發生。只要文物安全，放在中國的哪個地方都無所謂。

　　成報：當下內地文物建築的保護環境備受爭議，城市經濟的發展使得不少有價值的文物建築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媒體評論時會將同宗同源的台灣地區在這方面的表現作為對比，掀起不少兩岸傳統文化保護氛圍的爭論。而您多年前選擇離開，您反思過這個決定嗎？

　　李濟：當然，文物要遷移，我要保護文物，要確保它們的安全，這就是我的決定。即使在你們的年代，文物就是文物，文化就是文化，應該是很純粹的。對怎保護討論得再激烈都是好事，因為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負起責任的，這是中國人的根。但是不能牽扯到政治，要讓學術純粹一些。

　　成報：您兒子李光謨在加入共產黨的「總結」和「報告」中寫了您的一些事情，但是堅持您專搞學術、不懂政治。

　　李濟：他大概是了解我的。

　　成報：1982年，李光謨提議設一個「李濟考古學獎」，但是未被批准，其原因並非您在考古上的學術成就。後來，您的學生夏鼐去世後，內地考古學界的最高獎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官方環境您一度很少有提及，媒體稱您為「失蹤的大師」。

　　李濟：作為老師，我覺得夏鼐的學術成就是讓人滿意的。只要考古學不「失蹤」，一個人在虛無縹緲的文化環境中「失蹤」又何足懼？

　　工作成績是最好的紀念品

　　成報：搬去台灣的決定，也間接使得大兒子一輩子與一家人分隔兩地。

　　李濟：在那個動盪的時代，造化弄人。他再三猶豫，一開始還是跟我們一起過去了。但是後來因為學業的事，他還是決定回去。他離開台灣的時候，我也沒有去送他，只有他母親送到了碼頭。當時我們跟許多人一樣覺得會「劃江而治」，我們不是政治家，沒想到形勢變化那快。後來，我們想盡辦法寄去機票讓他回來商量出國留學的事，但是他拒絕了。

　　成報：您當時了解他的想法嗎？您怎評價兒子的這個決定？

　　李濟：他回信說：「還會有相見的一天」，但是十幾年後才見上一面，他母親去世的時候他也沒能在身邊。但是主要原因，他是想「看一個新社會是怎樣建立起來的」。我們當時不是很清楚他已經參加了學生運動。我只想讓他學醫，我是學人類學的，我認為醫學能探索人本身的奧秘，也是研究體質人類學的基礎。我後來才明白，他在同濟大學醫學院讀書的時候，對民主和自由十分憧憬，覺得共產黨帶領民眾走的路是正確的。後來還轉學俄文，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最後做了馬列主義哲學理論的翻譯工作。我總覺得愧疚，工作太忙，回家也是在書房，不是工作就是看書，跟兒子交流太少，不了解他的想法。但我知道，這個兒子有自己的思想，有信仰。

　　成報：李光謨有一個心願，就是介紹您的工作成績給大家，也為之努力。他的外孫陳北辰，現在學的也是考古。李光謨說日夜跟您的文字和思想打交道，才真正理解了您。這些可能是您不知道的，父子間的這些理解是不是來得太遲？

　　李濟：怎會遲呢？我說過，一個人的工作成績就是他最好的紀念品，而他記住了，「理解」從他記住我說的話就開始了。愈到後來，我會發現其實我們的感情是很深的，儘管天各一方。

　　「年輕人留學應回國做貢獻」

　　成報：您的學生張光直後來去了美國，還做了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但是您曾經極力勸他回來，最後還是不能如願。您當時會覺得失望嗎？

　　李濟：只是很遺憾。美國雖好，但並不是青年人久戀之鄉，因為作學問是要自己開闢一個境界的。我希望幫他們這一群年輕力壯又有作學問志趣的，把新史學的聖火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我希望出國的學生能回來，我能想辦法安置他們。張光直對回來工作的遠景是頗有一番理想的，我答應他只要有可以實行的計劃，我一定盡我的力量促其實現。

　　成報：但是您的誠意，再加上研究所豐富的資料，也沒有換來他的歸來。據說研究所有「將近十八萬卷的書，三十萬張以上的檔案，二萬五千片以上的有文字的甲骨，十萬件以上的考古標本」。

　　李濟：他最大的顧慮是，「理想會被實際所折磨。」我們的工作環境不如海外，老一輩的責任誠然是不能推脫的。但是民族要延續下去，有才幹的青年人如果都留在海外，民族的前途還有何指望。

　　成報：其實到了我們的時代，還有很多學生留學在外，畢業後想方設法地留在國外。

　　李濟：我做了很多年教師，我看到學生，總覺得他們就是中國的命運。有一次，我聽到一群沒考取大學的年輕人一起哼唱一首歌，大概意思是有些人的孩子在美國結婚，他們的孩子成了美國人，而留在我們本地的孩子要當兵。我感到很痛心，年輕人不願意做中國人了？他們集體的思想、行為與人生觀，似乎就是中國前途的一個縮影。

　　採訪結束，李濟老先生將記者送出門，他告訴記者身邊的新事物常常觸動他的情緒，他雖年邁，卻也常常思考。先生步履蹣跚，神情顯得有些疲倦，最後他想把一句譯自英文的話送給年輕人：「明天就死又何妨？努力做你的工，就像你永遠不會死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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