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愛德華?埃文斯-普里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曾提到“如果我是一匹馬”這一錯誤推理。既然我們從來不是、也永遠不會是馬，那么我們由此展開的推理也就不太可能符合現實。我們不應該用從自身經驗中得出的行為類別，去解釋另一種文化和環境中的行為。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很快將慶祝101歲大壽。科斯曾提到他的同事埃利?德文斯(Ely Devons)如何對上面這個隱喻做了拓展。“讓我們想象一下，”德文斯若有所思地說，如果一位經濟學家想要研究馬，他會做些什么。他會走進書房，思考“如果我是一匹馬，我會做些什么？”

如果你認為上述方法太不靠譜，那就想一想：如果你要研究金融市場參與者如何形成和修正預期，你會怎么做。第一步，你可能會大量閱讀心理學家和教育學家撰寫的關於學習的文獻。而后，你會約談分析師和交易員，以期了解他們使用何種信息、如何處理信息、如何逐步形成對未來的看法。根據這些調查你會得出一些假設，然后可對照未來實際發生的行為來作檢驗。

在正常的經濟學系，你這種研究方法是拿不到研究經費的，甚至沒人會為你提供研究工作崗位。研究學習行為的經濟學家采用的方法是，“如果我是一匹馬，我會做些什么？”。經濟學家會問：“如果我是一個理性人(rational agent)、身處充滿其他理性人的世界，而且除了某些特定參數的值以外我知曉關於世界的一切，那么我會有何種行為？”

經濟學家還會問：“如果我知道描述世界的幾個可能模型中有一個是正確的、但不知道到底是哪個，那么我會做些什么？”

這些當然是研究問題的可能方法。你或許覺得，這些方法聽起來好像沒什么前途——盡管我可能會試圖說服你，與之類似的思考方法借助一種非常簡單的信息結構，提供了關於一些問題（比如拍賣）的深刻見解。不過經驗證實，你的懷疑是正確的。

你也許會感到震撼，但不感到意外的是，使用這些方法的經濟學家對導致2007-08年金融危機的事件做了具有嚴重誤導性的解釋，他們不是把信貸繁榮歸因於預測和估值方面出現的巨大錯誤，而是歸因於那些用來最大限度降低風險的金融產品的復雜設計。

而你也許既會感到震撼，又感到意外的是，建立這些模型的經濟學家認為，他們使用的方法是用來研究世界的唯一有效的經濟方法，其它方法都是不科學的。你還可能感到意外的是，這種研究方法的主要倡導者托馬斯?薩金特(Thomas Sargent)本月初赴斯德哥爾摩領取了諾貝爾獎，該獎是為獎勵他的研究工作而頒發的。

瑞典皇家科學院(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給科斯頒獎的依據，則要有道理得多。這位百歲老人最重要的研究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進行的，研究對象是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這類大型綜合性企業的特性和角色。科斯先在這些公司進行實地考察，然后參考層級和市場組織的相對成本，發展出關於這家美國汽車制造商的理論。他認為，經濟制度是不同交易模式相對成本的產物——這一見解啟發了人們對許多其它經濟現象的理解。

科斯明白，理論和觀察是相互依存的，模型要在具體背景下建立。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80年前在通用汽車觀察到的那些以某種方式解決的問題，在日本要以另一種方式解決，而在21世紀的企業中還要再換一種方式解決。

埃文斯-普里查德拒絕紙上談兵式的推理，提倡做詳盡的實地考察——這是當今人類學的特點。英國《金融時報》美國版主編吉蓮?邰蒂(Gillian Tett)擁有人類學博士學位。她通過觀察市場和采訪市場參與者得出了對2007-08年金融危機根源的解釋。盡管我非常欽佩邰蒂，但我并不認為她應該獲得諾貝爾獎。不過，薩金特也不該得這個獎。

邰蒂的方法當然不是唯一的方法，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但如果不像她那樣對問題做深刻了解就發表評論，那將是愚蠢、甚至荒謬的。我在雇用一位馬醫或馴馬師之前，總是會問：“你見過馬么？”

譯者/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