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鳳棲

　　賴特‧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書中提出：“社會學探討的是個人生活歷程、歷史和它們在社會結構中交織的問題。其中關鍵的是要‘理解人的最內在的’和最‘心理學’的方面：特別是他的自我形象、他的良知以及他心智的成長。”①

　　麥克盧漢的時代背景與生活環境

　　麥克盧漢所處的時代是喧囂的時代，故土加拿大在其筆下是“思想真空”，“到處是‘可怕的懦夫’”，他的一篇未刊稿《加拿大需要更多猶太人》甚至提出引進200萬猶太人來活躍加拿大的氣氛。在《麥克盧漢如是說：理解我》一書中這樣描述那個時代：“今天，我們就像失去家園的難民，我們生活的世界與我們昔日成長的世界幾乎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了。”②其實，麥克盧漢的童年生活在一個對兒童有利的環境中，正如他的一位同齡人所說：“我們的生活沒有人框定，我們可以到處閒逛，可以看藍天白雲。”③在劍橋的求學經歷，使得他認為加拿大的生活，具有“反環境”的優勢，有助于考察世界的文化中心。事實上，麥克盧漢對加拿大的感情也是愛恨交織，早年他曾說“要讓加拿大蛻一層皮，再給她身上揉一把鹽”；而晚年的他，在經歷過紐約講學和神經外科手術之後，于1968年秋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多倫多。

　　對加拿大，麥克盧漢表現出的是一種過分的愛國主義，這一點不同于包括伊尼斯在內的學者和有識之士想象的“民族共同體”概念。而對自己的家庭，麥克盧漢以同樣的分裂情感來看待。麥克盧漢受到母親艾爾西影響，童年生活在家庭的語言暴力中，卻沒有像弟弟一樣文靜內斂，而是“早早養成了特立獨行的精神，別人的評價對他似乎沒有影響”。④他與母親爭辯，反而得到母親的寵愛，就如他的大兒子埃裏克‧麥克盧漢，最反叛卻最終成為他的忠實助手一樣。麥克盧漢傳承了母親喜歡談話和辯論的性格、闖勁和獨立的精神，也繼承了父親溫柔的良心和堅定的信念，他的宗教虔誠亦是父親的遺產。

　　無論大小環境和背景，都使麥克盧漢在心靈上引發恐懼、焦慮以及矛盾，這對理解他為人處世的方式有重要影響——他對自身儀表不拘小節，為人坦率真實，對家庭、孩子沒有耐心，遇事容易暴躁，從對話中獲得真知，對待學術不講究字斟句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