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中評社1日報道，浙江省台灣研究會秘書長周麗華在《中國評論》月刊十二月號發表專文《重構台灣民眾國家認同的基本路徑》。

作者表示：「台灣民眾國家認同錯位的原因很多，這種錯位的形成既有複雜的歷史原因，也有人為的解構因素，經歷了由量變到質變的緩慢過程。要導正這種錯位現象，最終促成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發生重大改變，朝向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終極目標的實現，同樣需要積極的重構努力，需要提供更多的誘因和動能，使之經歷新一輪量變到質變的漸進過程。」文章內容如下：

國民黨重新執政以來，海峽兩岸關係在反對「台獨」和堅持「九二共識」的基礎上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和平發展不斷深化，各項交流成果豐碩，兩岸關係進入幾十年來前所未有的良性發展階段。但與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未發生明顯改變，「一個中國」的認同不增反減，自認「是台灣人」的比例反呈明顯增長趨勢。台灣民眾國家認同的嚴重錯位，已成為影響島內政治生態和檢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戰略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本文從分析國家認同錯位的現狀和原因入手，探索台灣民眾國家認同重構的目標與路徑，以減少影響兩岸關係發展中深層次的障礙因素，鞏固兩岸關係長期和平發展的基礎。

台灣民眾國家認同錯位的現狀

現代漢語詞典解釋，「認」是承認，「同」是相同，「認同」(identification)一詞的定義原是心理學名詞，心理學大師佛洛德認為，「認同」是個人與他人、群體或模仿物件在情感上、心理上趨同的過程(注1)。「認同」一詞在社會學範疇的解釋，就是將自己視為某一群體的一分子，並且認為自己與該群體具有共同的特徵與利益，甚至共同的命運。「國家認同」通常是指一個國家的公民對自己祖國的歷史文化、道德傳統、價值取向、國家主權等的認同，實質上就是一個人、一個民族對所屬國家的身份的確認，自覺地將個體或民族的利益歸屬於所認同的國家。這種認同既以共同的血緣意識和祖先意識為核心，融入共同的歷史與文化的特質之中，又投射到對一個國家政治體制和法律體系的認可。

在歷史上，中國一直是以漢民族為主體，經過五千年的發展變遷與民族融合，形成了漢滿蒙回藏等多元民族混合共生的形態，因為中國古稱「華夏」，因此「中華民族」成為了中國各民族的總稱，而「中華」一詞，又與「中國」、「華夏」相通，因此逐漸具有了族名、國名的多重含義。民族、國家等概念幾乎都是同時出現在近代史上，無論是單一民族組成或多元民族組成的國家，民族和國家這兩個概念指向原本不相矛盾，即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應該基本一致，但在台灣卻發生了嚴重的錯位現象。多項民意調查表明，台灣人的國家認同，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由「我是中國人」向「我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到「我是台灣人」轉變。以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民調為例，該民調從1992年開始對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做跟蹤研究，自2008年下半年開始，出現自認「是台灣人」的比例超過自認「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趨勢(見下表)。(注2)

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狀況(見表)

從表中資料可以看出，自認「是中國人」的比例逐年下降，而自認「是台灣人」的比例逐年上升，且呈快速趨勢。2011年6月，認同「是台灣人」的比率高達54.2%，認同「是中國人」的比例僅為4.1%，兩相比較，超出近50%;即便加上認同「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39.0%，仍然高出近10%。資料顯示，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兩岸關係大幅改善，但認同「是台灣人」的比例反而比民進黨執政八年任何一個時期都還要來得高。台灣學者邵宗海強調：「這些資料告訴我們，台灣民眾對自己的定位趨向清晰，不管兩岸關係如何改變，都無法影響內心的定論。」(注3)。與此同時，無論民眾政治立場如何，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度卻非常高。《遠見》民調顯示，79.6%的民眾自認是中華民族一分子。其中泛藍政治立場民眾占93.1%，中立民眾75.1%，泛綠政治立場民眾中有70.1%自認是中華民族一分子，只有6.3%認為不是，14.0%未明確表態(注4)。即使是泛綠立場的民眾也有超過七成認同中華民族，對中華民族保持了相當高度的認可，且持續觀察變化不大。

大陸和台灣都屬於中國的一部分，生活在兩岸的中國人都屬於中華民族一分子。中國是多民族組成的國家，一般認為，中華民族與中國應該是基本一致的概念。台灣民眾的民族認同本應與國家認同基本一致，即對中華民族高度認同的人起碼應該承認「自己是生活在台灣的中國人」，而當前，應有的國家認同卻在台灣產生巨大的落差。

台灣民眾中國認同的解構

島內民眾國家認同問題，即使在荷據、日據時期都不存在嚴重的落差。兩蔣時期雖然推行「漢賊不兩立」的政策，但本質上只是為了與大陸爭奪中國的正統地位，島內民眾的國家認同絲毫沒有發生異化和動搖。然而，隨著台灣本土意識的抬頭和民進黨不斷宣揚「台獨」理念，逐漸在國家認同的歷史圍欄中撕開了口子，直至李扁主政，大力推行「去中國化」路線，將本土意識「偷渡」到「台獨」意識，擴大和加速了台灣民眾中國認同的解構過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變化，逐漸蛻變成當今中國認同虛無化和模糊化。這種解構的過程，有其複雜的歷史因素，也深受島內政治環境的左右和影響，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國共兩黨的歷史恩怨是台灣民眾對中國認同疏離的客觀原因。1949年，在大陸全面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因內戰失敗不得不退居台灣一隅，國民黨政權在台灣實行高壓威權統治，努力培養民眾的反共意識，強調「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暫居台灣並負有「光復大陸」的使命。正因為兩蔣時期一直堅持「中華民國」是「中國」的正統代表，民眾的國家認同並未出現偏差和錯位，絕大多數民眾認同中國，承認「是中國人」。但其後長期的「反共教育」與政治藩籬，隔絕了兩岸民眾的往來，讓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逐漸產生模糊，並演變出新的台灣意識。

二是台灣國際地位的巨大變化反向強化了台灣認同。中國作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由當時的合法政府中華民國政府行使權力。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繼承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上失去了中國的代表權，台灣民眾的中國認同出現鬆動。隨著1979年中美建交之後，一批原來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作為中國合法政府的國家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紛紛選擇與台灣斷交，使得台灣的「邦交國」越來越少，台灣的國際地位經歷了從榮耀到「屈辱」的衰落過程，這對民眾固有的國家認同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中華民國政府」的外部承認受到限制，台灣人作為中國人的身份在國際舞台上「失去了他人的認可」，按照庫利的「鏡中我」理論，群體認同來源於他群對我群的看法與態度，(注5)這種國際現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台灣民眾及社會精英對中國認同的自信，反向強化了台灣民眾的「台灣認同」。

三是李扁「去中國化」教育削弱並動搖了「中國」意識的根基。李登輝主政12年，全力推動台灣本土化，從思想理念上侵蝕傳統國民黨的「中國」概念，他扶植「台獨」力量、提出「兩國論」，篡改歷史教科書，不斷地對台灣民眾原有的中國意識和國家認同進行分化和解構，將原本屬於愛鄉愛土的「本土意識」導向具有「台獨」分離傾向的「台灣意識」。陳水扁上台後，繼續推行「台獨」路線，由「緩獨」走向「急獨」。他以「一邊一國論」為核心，以「修憲公投」為武器，以文化「台獨」為手段，從思想上、文化上、歷史上切斷台灣與祖國大陸的聯繫，集中宣揚「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在「去中國化」的氛圍中構建所謂的「台灣國」、「台灣民族」，動搖了民眾對「一個中國」認知的根基，使得台灣民眾對中國、中國人的認識更加模糊，也進一步顛覆了台灣民眾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四是台灣島內政治鬥爭的現實使得國家認同議題持續發酵。統獨意識、省籍矛盾、國家認同等議題，長期以來都是台灣選舉過程中重要的話題，成為政黨選舉的工具。尤其是民進黨，對於國家認同議題的操弄，更是其爭奪票源的有利武器。每逢選舉，民進黨總會拋出「台灣人愛台灣」、「台灣人選台灣人」等口號，使得出生大陸或外省人後代的候選人，背負了天生的原罪，為了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不敢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就連馬英九也稱自己是生於香港、長於台灣的新台灣人。2012年「大選」的序幕已經拉開，民進黨不斷攻擊馬英九的兩岸政策是親中賣台，一再強調唯有民進黨才最愛台灣，才能維護台灣的主權。政黨和政治人物為了一黨一己之私利，為了贏得選舉，不斷操弄國家認同議題，使之持續發酵和強化，也是國家認同錯位的主要原因。

建構台灣民眾中國認同的目標與路徑

台灣民眾國家認同的錯位經歷了一個複雜而緩慢的過程，改善與拉近認同的距離同樣需要各方的努力。重構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可以設定近中長三階段目標：近期目標是鞏固中華民族認同並在此基礎擴大對一個國家的認同;中期目標是通過制度化的聯結，逐步強化島內民眾對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的認同;長期目標則是建構對未來統一的中國的認同。即循一個國家的認同——一個中國的認同——統一中國的認同的路徑來重構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

台灣民眾國家認同的重構應循序漸進，近期目標則應該把重點放在鞏固中華民族認同和一個中國的認同之上，可從以下思路探索具體做法。

一是不斷增強中華民族認同，逐步擴大國家認同。在現代民族國家當中，每個人都屬於民族所組成的國家。2008年5月，馬英九在其「就職演講」中首度提出「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在2008年5月登上南京中山陵時也強調：「兩岸同屬中華民族，血脈相連，這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殺的。」2009年7月，賈慶林主席在會見吳伯雄時，也做出了「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的回應。由此可見，兩岸雙方在中華民族的認同上有相當程度的共識，從認同的特點來看，民族認同先於國家認同，是國家認同的基礎和前提。當前台灣執政當局應重新修改被「台獨」化的教科書，加強對民眾的民族主義教育，從教育體制上維繫兩岸民眾的民族認同，為建構共同的國家認同創造有利的環境。

二是不斷強化台灣同胞是「生活在台灣的中國人」的觀念，以此擴大同中國認同的聯結。經歷了60多年與大陸的分隔，台灣民眾的歷史記憶與大陸同胞有很大差異，他們在苦難的經歷中萌生的「悲情」、「出頭天」情緒，逐漸嬗變成以「愛鄉愛土」和「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為主要訴求的「台灣意識」。胡總書記指出「台灣同胞愛鄉愛土的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意識。」(注6)在重構新的國家認同時，要考慮台灣民眾的真切感受，合理融入「台灣意識」。「台灣意識」作為地方意識，雖有狹隘的地域排外性，但根本上是中華民族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現階段要不斷強化台灣同胞是「生活在台灣的中國人」的觀念，將合情合理的「台灣意識」融入其中，以此擴大同中國認同的聯結，逐步擴大國家認同的基礎，構建融入「台灣意識」的國家認同。

三是審慎研究如何處理在海峽對岸存在的「中華民國」問題。由於兩岸對於「一個中國」的政治意涵的理解存在差異，在台灣民眾中有廣泛認同的「中華民國」受到剛性的排斥，使台灣民眾自認尊嚴受到傷害，客觀上也讓台灣民眾對中國認同產生悖論。島內固有的「中華民國」認同無法獲得大陸的承認，台灣民眾又無法接受把「中國」認同建立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同之上，導致作為中國人的歸宿感日趨模糊，台灣民眾面臨承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尷尬。因此，只有妥善解決了兩岸政治定位問題，才能不斷擴大台灣民眾中國認同的基礎。

四是加強兩岸文化認同，不斷擴大民族和國家認同內涵。胡總書記指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瑰麗燦爛，是兩岸同胞共同的寶貴財富，是維繫兩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紐帶。賈慶林主席強調，中華文化認同是中華民族認同的精神基石，要增進台灣同胞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具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燦爛的中華文化由中華各族人民創造，台灣文化是具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是中華文化寶庫中的瑰寶，兩岸同胞共同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有助於增進兩岸同胞休戚與共的民族認同，也有利於塑造兩岸同胞的國家認同。馬英九在2011年元旦講話中提出「兩岸炎黃子孫應該透過深度交流，增進瞭解，培養互信，逐步消除歧見，在中華文化智慧的指引下，為中華民族走出一條康莊道路」。由此可見，共同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是兩岸執政黨、執政當局在當前形勢下最大的共識。兩岸應不斷增加各種文化交流載體，逐步拉近兩岸同胞在國家認同上的距離。

五是積極落實ECFA協議，推動兩岸經濟融合，為擴大兩岸的國家認同奠定基礎。經濟是政治的重要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兩岸經濟交流合作，逐漸走向融合，可以為兩岸政治互信建立基礎，也為擴大兩岸的民族和國家認同奠定基礎。根據功能主義整合論代表人物羅馬尼亞學者米特蘭尼的觀點：功能主義的核心是規避主權等高度敏感性議題，採用「從經到政」的途徑，經由功能之間的高度關聯，自然地滲透到政治領域。(注7)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的背景下，兩岸更要積極推動經濟的融合，通過經濟合作、經貿往來互信基礎的不斷累積，逐漸消除兩岸的政治隔閡，提升兩岸間的政治互信基礎。

六是減少兩岸在國際場合的衝突，尊重台灣民眾的特殊感受。隨著大陸綜合國力的提升和國際地位的日趨凸顯，台灣的國際能見度更漸縮小，台灣同胞謀求國際尊嚴和榮譽感的樸素感情不斷被島內分裂勢力操弄放大，並朝國家認同異質化方向發展。兩岸應減少在國際事務上的爭論和衝突，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共同維繫中華民族認同，共同維護「中國」的主權，避免糾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是「中華民國」，擱置在主權問題上的異議。國民黨重新上台後，大陸方面積極回應台灣當局「外交休兵」的主張，應該說更多的是出於照顧台灣民眾的切身感受，是對台灣擴大參與國際組織活動的務實的處理。

七是深化改革，擴大台灣民眾對大陸的認同，同時讓台灣民眾同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榮耀。大陸經過幾十年的高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存在許多發展中的問題和矛盾。隨著兩岸大交流時代的到來，有越來越多的台灣民眾到大陸從事各項活動，而大陸存在的問題往往會讓台灣民眾在大陸有不愉快的經歷，加之大陸的政治體制與台灣不同，媒體又經常渲染大陸軍事威脅論，容易使台灣民眾產生不信任感，在大陸快速崛起的背景下，這種不信任感很容易轉化為對大陸的敵意，國家認同更是無從談起。因此，無論從大陸自身發展的需要，還是國家統一大業的需要，大陸應深化各項改革，營造更加良好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氛圍，建立符合普世價值又適合大陸實際的和諧社會。同時，應設法讓台灣民眾分享大陸崛起帶來的好處，共享中華民族復興的榮耀，使其產生與有榮焉的感覺，國家認同自然水到渠成。

台灣民眾國家認同錯位的原因很多，這種錯位的形成既有複雜的歷史原因，也有人為的解構因素，經歷了由量變到質變的緩慢過程。要導正這種錯位現象，最終促成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發生重大改變，朝向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終極目標的實現，同樣需要積極的重構努力，需要提供更多的誘因和動能，使之經歷新一輪量變到質變的漸進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