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城鄉收入與消費的落差越來越大，被稱為「農二代」的80後農民工比他們的父母更想定居在都會，賺更多錢、爭取更多物質享受，卻因學歷、戶籍等客觀條件，承受諸多「不公平」與歧視，挑起部分農二代的叛逆情緒、自暴自棄，以犯罪的極端方式宣洩內心的不滿，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大陸的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曾做過一項調查，顯示在一些大城市中，農二代的犯罪率呈上升趨勢，其中有74.7%的被告在犯罪前無固定工作和穩定收入。《法治周末》日前深入報導此一社會現象。
備受歧視與差別待遇
80後已成為農民工的主體，人數逾億，但與他們的父母、第一代農民工掙錢回老家改善環境的想法不同，他們更傾向於把自己定位於城市人，大多不願意再回鄉生活，而是渴望拿到「城市身分證」，享有住房、醫療、養老等保障，但因戶籍制度等政策限制，想由「農民」變「市民」的願望很難實現。
鄭州市統計局農調隊22日發表《鄭州市農二代城鎮化研究》報告，發現鄭州農二代平均年齡25歲，受教育程度比上一代要高，但因資歷淺、受專業培訓比例低，平均月薪僅有1850元（人民幣，下同），沒有父母親多，也低於全市整體水準。
誠如大陸剛上任的中國證監會主席郭樹清在12日舉行的2011財新峰會上所說，「城鎮定居的農村居民，在沒有取得市民身分前，承受著經濟和心理的雙重壓力：一方面不能享受市民的工資、就業條件、教育、社保、住房等福利；另一方面，他還要省吃儉用，供養在農村的配偶、子女和父母，並把掙的錢拿到農村蓋注定會空置的房屋。農民工在城市依然缺少國民待遇。」
迷戀網路，是農二代的另一個特點。在網路上與人交往的時候，得到別人的承認越多，產生的自信越多。
犯罪心理學專家、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副院長馬皚舉例說，曾有一名20歲的外來打工者一夜間砸碎了北京市小月河附近的所有壁燈。當員警問他為什麼這麼做時，他回答：「我恨，恨你們城市人活得太自在了。」
在城市中迷失自我
馬皚表示，「第一代農民工從農村到城市，與仍在農村環境中生活的其他人相比屬於上行流動。當他們在城市中有所收獲回到農村時，會體會到優越與尊重，所以他們在城市中更容易接受『差距』，相對剝奪感小。」
至於農二代，很多因父母到城市打工而隨之定居，他們在城市生活長大，儘管被邊緣化，但是在身分上，他們不像父母那樣明確地把自己定位在家鄉，而是更傾向於把自己看成「城裡人」。
但當農二代和城市人作比較後，就會發現彼此的生活主客觀條件差距極大，連價值觀也不同，因而產生不滿「為什麼他們有的我沒有？我也付出了，我也有能力得到，但偏偏得不到。」產生極大的「相對剝奪感」，造成心理失衡。
由於心理失衡的他們要排解內心的不滿、尋求心理平衡，勢必會選擇某種方式表達他們的內心情感，很不幸的，大多是以犯罪行為宣洩。
2010年4月2日，坐了2年牢的孫理想終於刑滿被釋放，但才20出頭的他，回首過去6年來在城市裡的迷失歲月，以及出獄後的前途，只有茫然。孫理想的老家是河南省濮陽縣一個小村落，家庭條件還可以，但初中畢業後，他就不想繼續上學，先回家與父親種田。
2004年2月，在朋友介紹下，孫理想到北京海淀區大鐘寺市場的一家小肉店打工，每月工資600元。其後，孫理想曾輾轉在幾個地方打工，但因沒學歷、沒一技之長，工資始終沒有什麼變化，他終於放棄，2006年1月回老家繼續重田。
重拾城市創業夢
回鄉2個月後，因為同村好友王雲回家探親，2人相約把酒言歡。席間，王雲自稱在北京當保安人員，每月工資1500元，吃住免費，讓孫理想非常心動，想再到北京打工，於是2006年3月和王雲前往北京。
透過王雲引薦，孫理想如願成為一名保安，但也同時迷上網路，結交許多網友。他表示：「那個時候，有時一天上網2個小時，有時在網吧通宵不睡，結交了許多女網友。」
隨著上網聊天的次數越來越多、時間越來越長，孫理想打算自己買電腦，隨時可以上網聊天，但王雲卻說：「咱們廣場裡（他們上班的地方）有許多屋子，都配有電腦，順手牽羊弄幾台不就行了嘛？我朋友也想整一台，明天正好是周末，許多屋子沒人，咱們去牽兩台回來就行。」
翌日，2人穿著保安服上班時，趁機在一間辦公室裡偷走2台筆電。事後失主報案，公安隨即從監視錄影帶中看到2人「監守自盜」的行為，立刻逮捕他們，並依竊盜罪，判王雲有期徒刑4年，孫理想則是有期徒刑2年。
雖然經過牢獄之災，但嘗過城市生活的浮華與便利性的孫理想已經不想回農村種田：「釋放後我哪兒也不去，還要在北京找工作打拼。因為我在北京跌倒，就要在這裡爬起來，我要拾起我的創業夢和城市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