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國民教育科風波背後

回歸以來

宏觀系統(Macrosystem)的巨變

1. 國際:中國和平崛起,美日歐經濟低迷,此消彼長之下,嫉妒和醜化在所難免,而中國的負面新聞進一步坐實了妖魔化的評論。

2. 國內:維穩、和諧為最高原則,政改未動,民主法制薄弱,劉曉波、李旺陽事件一再觸動港人敏感的神經。經濟上高速增長,卻付出了環境污染、誠信敗壞、食品不安全等沉重代價,打擊了港人脆弱的信心。

3. 本港:經濟上先後遭受亞洲金融風暴和國際金融海嘯等重創,唯有靠自由行來推高就業率和虛火的繁榮。而水貨客和不文明的遊客,令香港更加百物騰貴、不堪重負,「蝗蟲論」更加劇了「中港矛盾」。在媒體炒作下,中國被妖魔化,港人更難接受中國人身分的認同。而曾班子貪腐、不作為,完全透支了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年年「六四」燭光晚會更將偶然事件釘成中共的原罪,將港人恐共心理演化成本能反應。

回歸以來

外在系統(Exosystem)的巨變

這一層面中最大的變化是教改和政府管治危機。教改三大爭議:一是取消中史的獨立成科地位,令學生對中國歷史不甚了解。二是推出通識。學生在未掌握中國地理、歷史和人文知識的情?下學習通識科,只會培養出虛妄的批判和熟練的應試。三是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雖然寫得很好,但既沒科學證據,也無先導實驗。這三項教改均引起社會極大爭議。筆者認為,千禧教改充滿美好理想,但既沒學理依據、更無科學實證,難免不合港情。另外,教改鼓勵持份者參與校政,令政府和社會忽略教育的科學性和專業性,令反國教者能以家長和學生代表名義干預校政、踐踏專業自主、侮辱教師智慧。

特區結構性管治危機有四:特首未經普選(認受性差)、政府沒有執政黨支持(執行力弱)、主要官員問責制(問責性低)、行政主導制未能落實(為政不暢)。因此,特區政府不少政策和動議都被立法會否決,而議會討論日趨暴力化、非理性化和表演化。議員激進表演卻贏得了選票和追隨者,非理性、不合作的暴力政治從議會走向了街頭。再經媒體放大與炒作,從議員到大中學生,都拿想像當現實,用感覺當真理,喪失理智和理性思考。

回歸以來

中介系統(Mesosystem)的變化

學運是中介系統中重要的一環。1970年代的學運是愛國學生運動,他們「認祖關社」,即認識祖國,關心社會。但回歸以後政治團體在大學滲透、培養年輕梯隊,成功令學運轉型。例如,保衛皇后碼頭抗爭、80後反高鐵運動、港大818事件等,背後都有政黨和學運組織的身影。近來更可見兩個明顯變化:一是本土意識抬頭,反共抗中,港獨意識萌芽;二是學運主導者愈來愈年輕,由反高鐵的80後到反國教的90後,愈年青,愈激進。是次反對國教科事件中,只見到抗爭、絕食及反對派單一的聲音。任何人如有異議,都會被罵為「無恥」。這何嘗不是他們在對社會大眾洗腦?!

回歸以來

微觀系統(Microsystem)的變化

回歸以後學生自身微觀系統變化更加明顯。問題有四:一是缺乏正確歷史知識和國家概念。例如,9月11日中大罷課時竟然打出了「大學生罷課,抗殖反國教」的標語,把回歸當殖民。

二是黨國不分,邏輯混亂。他們痛恨《中國模式》的黨國不分,但自己的思維邏輯也是如此:親中就是親共,國教就是染紅。在一系列的滑坡邏輯錯誤中,逐步走向了反華和排華。

三是打?民主反民主。羞辱謾罵堅持理性討論的人,以民主自由的名義剝奪別人的言論自由,是典型的雙重標準。

四是回歸以後反殖教育的匱乏令年輕人對港英殖民歷史產生了美好的幻覺,渴望重回港英時代。在「光復上水」時竟然打出米字旗,實質上已經出現了「去中國化」的傾向。

天可憐見,學生們在同伴、政黨、媒體和社交網絡的洗腦下而踏上疏離祖國的道路,這是香港教育的失敗,更非香港之福!香港回歸已經15年,但我們的下一代離祖國卻愈來愈遠。這令我們警醒,更令我們反思:香港究竟要培養什麼樣的公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國民教育?

作者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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