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ude S.Fischer

　　心理學家經常用謎題來測試智力。那麼，來解開這個謎題：一方面，心理學家告訴我們，智力是長期的個人特質，由人的DNA和胎兒大腦細胞生長決定；另一方面，從過去兩三代人來看，在全球范圍內，智商測驗的分數有了大幅提高——按照今天的標準來看，一個世紀以前大部分成年人都是傻瓜。

　　這個謎題幾十年前由心理學家詹姆斯‧弗林發現，稱為弗林效應。以美國為例，從1950年到2000年，智商測驗分數平均提高了15分，並且還在繼續增長，而在上世紀90年代德國東部的年輕人中，平均每年智商分數上升半分。數據顯示，智商的持續增長從上世紀早期就開始了，現在北歐已經達到穩定而發展中國家正在急速上升。

　　將近20年來，心理學家不斷證實這個發現，並且引起長久爭論。有些觀察者批評了對智力的定義。專家把智力定義為推理、理解復雜概念、抽象思維和解決問題的一般能力。他們認為智商測驗可以測量智力。批評者認為，這些測驗流于表面，忽略了其他形式的智力，比如說情緒智力或者智慧等更加深層的特質。由于研究者無法追蹤智慧的歷史趨勢，所以他們就著眼于顯而易見的智商的歷史增幅。

　　也許有人會懷疑測驗變得簡單了，但是沒有。事實上，為了使平均智商保持在100分，測驗變得越來越難。另外一些人爭辯說，我們並沒有真的比祖輩聰明，只不過現在人們在學校已經學會如何回答測驗問題。然而，比較容易學會的都與文化有關，比如詞匯或地理知識，這部分分數沒有多少變化。分數增加最多的是最抽象的部分，比如根據邏輯選擇不同其余的圖案。這就是說，得到提高的思維與課堂教學和文化學習毫無關係。

　　有些研究者認為，20世紀疾病減少和營養改善使得人類大腦更加健康。其他人包括弗林否認了生物學上的解釋，他們指出在富裕國家人們已經獲得現代的健康和營養，而幾代人後智商測驗分數依然在增長。

　　弗林效應的一個有力的解釋是，我們比祖先更擅長抽象思維，因為社會環境變得越來越抽象。普遍延長的學校學習訓練了人們的抽象思維，現代工作任務，比如裝配機床或填寫電子數據表等，加強了我們處理符號的能力。我們周圍的環境中充滿了越來越多的象徵性標志，比如汽車儀表盤或電腦桌面上的圖案，我們也接收來自無所不在的媒體的抽象密碼。現在我們很容易把事物按照抽象歸類——榔頭和鋤頭是工具，玉米是食物——而我們的祖先通常把具體的東西聯係在一起——鋤頭和玉米是一類，因為鋤頭用來種玉米。

　　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了人類大腦的 “可塑性”。我最感興趣的一個實驗是關于倫敦計程車司機的，研究結論表明計程車司機大腦中與視覺地圖有關的部分變得密集了。研究顯示，甚至老年人也可以擴展他們的認知敏銳度，並且改變他們的大腦。我們並不像曾經認為的那樣，過了20歲就注定變得越來越笨。

　　本已令人迷惑的弗林效應，如今成為另外一個謎題：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

　　這個爭論在1994年《弧線排序》出版之後達到白熱化：多大程度上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導致了內在認知技能的不平等？多大程度上這種不平等是由環境造成的？該書作者理查德‧赫恩斯坦和查爾斯‧默裏認為個人一生的成就由智力決定，而智力由基因決定。這一言論當時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假如人生的成就由先天的智力決定，勝過環境因素，那麼為了達到更加平等的社會改造將會毫無意義。 （諷刺的是，赫恩斯坦和默裏建議國家建立制度，來給那些遺傳上注定愚鈍和不成功的人收入補貼。 ）心理學家卡羅爾‧德威克認為，對學生來說相信智力是一成不變的，會使他們失去努力的動力，從而使預言成為事實。在最近的一份論文中，她和同事們發現，假如人們被引導認為某人會變得更聰明，他們就會在教育投入和雇傭方面更傾向于這個人。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智力雖然根源于生物學因素，但是能夠超越起點得到飛躍。我們也許不能在胚胎時期或出生時塑造大腦，但是我們能在生活中改造大腦和它的運用。不管是什麼原因造成弗林效應，也許我們可以讓大腦變得更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