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大學國際事務學系教授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在《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1976）中，提供了全面的綜合理論和與社會心理學有關的實驗證據。傑維斯運用廣泛的歷史例子去解釋這些理論與證據。傑維斯同時承認，很多早期的社會心理學的分析結果並不適用於政治層面的分析。

　　故此，傑維斯尋求另一些替代性的解釋，以及討論證據的類型和各種研究設計等。由於傑維斯重視這些替代性的解釋、對有效的推理的威脅、處理這些推理問題的研究設計等，他的著作對推動方法論的進步和把心理學模型應用到外交政策分析有很大的貢獻。

　　除了令學術界對心理學與當代外交政策分析的結合更感興趣外，傑維斯的《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幫助啟動或加速一些更具體的研究計劃。其中最重要的是威脅感知（threat perception）的研究。

　　傑維斯的學術文章Perceiving and Coping with Threat（1985）、原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理查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的著作《Between War and Peace》（1981）、加拿大政治學學者賈尼絲·斯坦（Janice Gross Stein）的學術文章Calculation, Miscalculation, and Conventional Deterrence（1985）等，均是進一步探討威脅感知的顯例。人們對威脅的感知和誤解有很多種類和層面，包括系統的不確定性（systematic uncertainty）、組織的結構（structures）和流程（processes） 、組織和社會層面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小型團體的動態和個人層面的認知和影響。

　　另外，密歇根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傑出教授理查德·E·尼斯貝特（Richard E. Nisbett）和斯坦福大學人文與科學學院教授李·羅斯（Lee Ross）合著的《Human Inference：Strategies and Shortcomings of Social Judgment》（1980） 、美國認知心理學和數學心理學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1937-1996）和他長期的研究拍檔、以色列裔美國心理學家暨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合撰的學術論文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1974）中，均加入了社會心理學科對認知啟發式（cognitive heuristics）和偏見的新看法。這令學術界重新重視情感的（emotional）因素（註：情感的因素在社會心理學科的認知革命期間受到忽略）。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研究生　楊庭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