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及（7月9日），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生亞歷山大·喬治（Alexander L. George，1920-2006）重新闡釋了俄籍美國政治學研究員內森·萊特斯（Nathan Leites，1912-1987）的運作法規（operational codes）。

　　喬治的版本成為了研究某些政治領導人（如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和亨利·基辛格）的運作法規的基礎。而著名美國政治學學者奧萊·魯道夫·霍爾斯蒂（Ole Rudolf Holsti）在學術文章Foreign Policy Formation Viewed Cognitively（1976）中，進一步應用認知層面的心理學概念，藉此開發新的外交政策運作法規。在某些情況下，學者把運作法規和個性元素重新合併。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政治系教授斯蒂芬·沃克（Stephen G. Walker）的學術文章Psychodynamic Processes and Framing Effects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Woodrow Wilson’s Operational Code（1995）便是顯例。然而，日趨複雜的運作法規概念是否較強的解釋力，一直存在着爭議。而且，運作法規的分析只適用於相對較小的研究領域中。

　　另外，在1960年代中期開始，危機決策的研究愈來愈受重視 （這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柏林和古巴誘發的危機息息相關）。研究人員特別關注決策時間短、高風險博弈等因素帶來的心理壓力。其中一個較有影響力的是斯坦福大學的研究項目——國際衝突與整合（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這項研究又被命名為1914項目。它不但運用刺激反應論去解釋國際政治的斡旋行動，而且使用分析正式的外交文件的內容 （content analysis）方法去研究決策者的看法，以及認知與現實之間的差異。另有部分學者提供詳細的歷史案例研究（historical case studies） 。例如，在麥基爾大學政治系教授邁克爾·布雷徹（Michael Brecher）和他的研究拍檔本傑明·蓋斯特（Benjamin Geist）的著作《Decisions in crises：Israel, 1967 and 1973》（1980） ，和加拿大政治學學者賈尼絲·斯坦（Janice Gross Stein）和喬治城大學政府（治）系客座教授雷蒙德·坦特（Raymond Tanter）的著作《Rational Decision-Making：Israel’s Security Choices, 1967》（1980）中，均以1960年代以色列的安全危機決策作案例分析。

　　不過，內容分析和歷史案例研究均未能針對外交決策的因果關係。以1914項目為例，雖然它證明了政治領導人有時候會系統性錯誤估計敵人的能力和誤解他們的意圖，但它未能徹底地指出導致誤解的因果機制、最有可能發生誤解的情況、最有可能受影響的人物、誤解對外交政策選擇過程和結果的實際影響等。在填補這一系列的不足方面，哥倫比亞大學國際事務學系教授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貢獻良多。他的《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1976） ，迄今為止，仍是分析誤解對外交政策和國際政治中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他的著作同時標誌着系統性的認知範式（cognitive paradigm）的外交政策分析的開始。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研究生　楊庭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