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及（7月4日），在1930至1950年代，心理學研究與外交政策的分析的結合處於起步的階段。然而，當時的心理層面分析對政治科學中戰爭與和平的研究影響甚微。其中一個原因是心理精神分析和社會學習的角度更側重於甚麼因素可能會導致爆發戰爭，或戰爭的一般傾向（proclivity）。社會科學的（social scientific）和與政策相關的問題，如在甚麼決策情況或過程（processes）下最有可能爆發戰爭，則不是主要的分析焦點。另一主因是，心理層面分析在把個人行為的假設推至國際層面時，忽略了導致戰爭的具體的因果機制，以及認識和選擇與戰爭與和平有關的獨特的政治和國際背景。哈佛大學社會倫理學榮譽教授赫伯特·凱爾曼（Herbert. C. Kelman）在 Social-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finition of Scope（1965）一文第5頁中指出，若從個人心理學而非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去把戰爭的原因及和平的條件概念化，其分析系統內的變項（variables）的關聯性便會備受質疑。

　　在1950至1960年代，社會心理學家開始更關注有關外交事務的態度（attitudes），以及社會、人口和性格與外交政策的相互關係的研究。例如，美國政治學學者加布里埃爾·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 1911-2002）在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y（1950）一書中，便引用心理學對態度的研究來解釋美國外交政策出現的態度轉變。另外，兩名美國學者唐納德·坎貝爾（Donald Thomas Campbell, 1916-1996）和羅伯特·萊文（Robert A. LeVine）合撰的學術論文 A proposal for cooperative cross-cultural research on ethnocentrism（1961）中，更普遍地採用了心理層面去分析民族主義和民族意識形態，以及就其他國家的形象和成見（stereotypes）進行跨國性的研究。然而，當時大部分的有關研究均集中在群眾的層面，由公眾的情緒（public mood）轉移至外交政策行動的機制（mechanism）則受到忽略。

　　另外，心理學中對人格的研究亦明顯地影響了1950至1960年代的社會科學的分析方向。政治科學家和歷史學家從心理傳記學（psychobiography）或心理歷史學（psychohistory）角度手。例如，德國發展心理學家埃里克·艾力克遜（Erik. H. Erikson） 在其著作 Young ma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1958）中，透過精神分析理論（psychoanalytic theory），解釋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天主教背景下成長，逐漸出現了身份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的問題。艾力克遜認為，馬丁·路德成功梳理身份認同混亂的問題，這對他往後發起的宗教改革運動有莫大的幫助。還有，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生亞歷山大·喬治（Alexander L. George, 1920-2006）和其研究拍檔朱麗葉·喬治（Juliette L. George）在合撰書本Woodrow Wilson and Colonel House: A personal study（1964）中，試圖解釋前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幼兒期（childhood）的經歷，如何影響其成年時期（adulthood）的政治行為（political behaviour）。不過，到了1970年代，人格研究及心理傳記學開始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更簡潔（parsimonious）和實證檢驗（empirically testable）的理論。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研究生 楊庭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