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及（7月6日），在1960年代，社會心理學研究能適用於分析群眾（mass）對外交政策的影響。然而，這些研究對國際關係中的決策研究的作用（decision-making studies）非常有限。事實上，這些研究通常建基於旨在探討個人對某些簡單問題的反應的實驗（laboratory experiments） ，至於實驗結果是否可以應用到真實世界中則甚少受到關注。這衍生了數個問題。

　　首先，政治領導角色的人選和實驗對象，例如普通大、中學生的比擬性不大。在沒有明顯控制（explicit controls）的情況下，有可能出現基於選擇的差異（selection-based differences）：在實驗室中觀察到的因果關係未能成為政治學假設中的因果變項（causal variables）。外交政策的決策所涉及的利害關係與實驗結果所顯示的亦有很大的差異。在外交博弈中，政治領導人需面對高壓的國內、外局勢作出迅速的決定。相反，實驗對象通常都有較充裕的時間去作理性的決定，並有機會從錯誤中學習。

　　換言之，大部分的相關實驗都忽略了政治或戰略的決策背景。這包括制度背景（institutional context） 、問責背景（決策者須接受議員和公民的問責） 和國際背景（如國與國之間的利益衝突）。在忽略外交決策的戰略背景下，人們有可能存有偏見，認為行動者的判斷和選擇有缺陷，甚至低估了利益衝突的潛在影響。

　　但無論如何，學界對理性的、單一的（unitary）、非政治性的（apolitical）、以結果為主導的外交政策分析感到愈來愈不滿。查爾斯·斯奈德（Charles R. Snyder, 1944-2006） 、H. W.布魯克（H. W. Bruck）、伯頓·沙賓（Burton Sapin）在合着的《Decision-making a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1962）中指出，雖然國家（states）是國際政治的主要行動者（這是現實主義的觀點），但是集中於研究個人層面在外交上作出的關鍵決策，以及導致這些決策的過程，對理解國家的行為有更大的貢獻。他們又集中分析政治精英對國家利益及局勢的理解，以及更重視政府內部的不同利益和不同行為者之間的政治博弈。他們認為，主要決策者之間達成一致的目的（如平衡不同的內部利益），才是分析外交政策的關鍵。這亦是第一代的外交決策的分析方法。

　　不過，在第一代外交決策的分析方法中，很少有明確的理論談及心理變項在外交政策過程中發揮的影響。無可否認，有部分學者頗重視政治領導人的世界觀（worldview） 。然而，有更多學者傾向把政治領導人的世界觀當作外生的（exogenous）假設處理。同時，他們甚少解釋造些世界觀如何透過特定的社會、知性及心理過程產生。第二代外交決策的分析方法由哈佛大學約翰·F·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格雷厄姆·佳佳（Graham Tillett Allison）創立。當中心理變項扮演的角色為次要。這掀起了新一輪的學界爭論。下文再談。

　　（上接7月6日諍言）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研究生　 楊庭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