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地方政府似乎已不滿足於靠“地王”生財了，景區正成為獲利的又一目標，一股“販賣山水”的熱潮正在全國各地蔓延。在資本的威逼下，一些最精華、最優美的自然和歷史文化遺產也難逃“被吃”的命運，淪為權勢和資本的附屬品。新華社近日的報道說，北嶽恒山、江西廬山、延安楊家嶺革命舊址和北京地壇古典園林等，正在遭遇建設性“破壞”、開髮式“破相”。

　　這說來已不是新聞，著名風景區等稀缺資源成為資本覬覦對象，公共資源被少部分人侵佔的事件在全國各地不斷上演。諸如此類每每見諸報章，總是強烈地刺激公眾神經。在持續升溫的山水投資熱中，引資（許以條件，主要是土地）、合資、上市是最近幾年中使用最多的手段，一些地方將“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演繹得淋漓盡致，先是地方景點進行嘗試，進而省級、國家級風景區甚至世界遺產亦步亦趨。在資本運作者看來，這像是地方政府擺下的一席誘人的“山水宴”。

　　此前，風景區的“三化”（城市化、商業化、人工化）曾讓公眾憂心忡忡，其實還有一個資本化。把非常成熟的公益性和知名景點當作商品變賣，風景名勝區成了任由各方利益主體割取的“唐僧肉”。一些地方的優質稀缺公共資源頻頻被私人侵佔，許多美麗的景區景點成為商家盈利的“搖錢樹”或少數人的私有財產。河流、公園、山野風光本是大自然給予普羅大眾的饋贈，它們承載著太多生態、文化和情感功能，現在卻成了可交易的物件，原本屬於大眾的公共資源離普通百姓越來越遠。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一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髒的東西。”資本的剝削性和逐利性在被無情解剖，一覽無余。而深深契合人類逐利性本性的資本，也早已被證明有“尋租性”的一面。因此，當追求經濟發展的公權力與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找到一個“最大公約數”的時候，二者便形成一種“合謀”。在一些地方旅遊開發過程中，出讓風景區恰好搭建了公權與私利共謀的舞臺，“公益”變得無處立足。

　　大凡可以“複製”的商品，在工業化大生產時代，其價格必然走低。而名勝景區因其獨特性、唯一性和不可複製性，對逐利的資本而言就是獲取利潤的最好保證。公眾以前可以隨意去的地方，經過資本的攻城略地，一朝變為私人領地。在這個事情上，資本是後發制人，它剝奪了公眾先前的權益，公眾想要再度享有自己的權益，所做出的任何舉動，反過來倒像是侵犯了資本的權益。這就如變戲法似的，資本之手在眾目睽睽之下變更了公共資源的利益主體。

　　北京理工大學胡星斗教授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中國缺德學》，研究了缺德的表現、手法、技巧以及缺德的定律和理論，提出了缺德政治學、缺德社會學、缺德心理學，遺憾的是胡教授沒有提出缺德經濟學。市場經濟的通俗原則，就是“向MONEY看齊”“金本位”“財富至上”，一些非法或非常的手段在缺少必要規制的環境下便萌生。從極端的意義上講，市場經濟就是“缺德經濟”。風景名勝區“私有化”愈演愈烈，導致公眾看景不是景，一眼望去，儘是社會病痛，絲毫難見和權力的德性和資本的道德屬性。

　　癲狂的資本對名勝的追逐是一場惡劣的遊戲，什麼明規則都不講，專講潛規則。資本置山水資源的公共屬性于不顧，放開膽子加以侵蝕，假借政治權力之威把一些湖泊改建成個人的“洗腳盆”，變為自己的“私家花園”，對自然和文化環境造成不可逆性破壞。“兩權分離”的模式看似有理，但“所有權”不過僅僅體現在名分意義上，因為一切權利的價值從來都是在執行過程中實現的。把風景區的所有建設投資、管理經營、商業開發等賣給經營商，所有者哪來的話語權利呢？這無異於把風景名勝的命運抵押給撒旦。賣完礦產買土地，賣完土地賣風景，我們想像不出，賣完風景之後還能賣什麼。如此“窮兇極惡”，不是缺德的經濟又是什麼？

　　在當下，可歸入缺德經濟學範疇的，大抵有兩種現象，除了風景名勝區出讓，就是在農村盛行的“宅基地換樓房”。拆村進樓，集中居住，將農民的宅基地復墾，用增加的耕地，換取城鎮建設用地指標，即所謂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宅基地轉化後的增值收益，被權力和資本“合謀”拿走，漂亮旗號的後面，是一次對農民釜底抽薪式的掠奪。說白了，農民成了一場新圈地運動的犧牲品，成了畸形政績鬧劇中一個道具。說它缺德，是因為它連農民棲身之地都不放過。上述兩者，一個無端剝奪本該屬於全體公眾的最稀缺最優質的公共資源，一個折騰得農民失去立錐之地，它們在創造了巨大的財富的同時也滋生出巨大的惡。謂之缺德，一點都不過分。

　　“政府公司化”是對地方政府在市場條件下的行為和角色的形象化描述。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完全違背了它應該具有的職能，而把自己變成一個和資本眉來眼去，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實體——把財政收入視為最高動力，GDP成為“公司”的營業額，財政收入成為“公司”的利潤，其“政績”主要表現為“公司”領導群體的升遷，從而實現行政集團的福利最大化，而忽略了政府的社會責任。一旦公共性的行政管理被資本化功能替代，想像不出，會有其幹不出來的缺德事。（肖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