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菁更愿意用“我們是財經界的華誼兄弟”來形容他們所做的事情。華誼兄弟通過明星來制造娛樂市場的財富，極視文化則通過專家學者來創造學問財富

上海浦東新區一個不起眼的創意園內，朱菁和他的團隊正在探索一種包裝“學問”的學問。這在財經作家吳曉波看來，是“了不起的實驗”，在出版人潘岳看來，則是個“探索邊界的事”。

這門“學問”囊括了學問的以下要素：系統、積累、技巧。和娛樂公司塑造明星的概念不同的是，他們包裝的原材料，則是那些具有聲望、具有學識的經濟學家、哲學家。他們的產品，不是偶像劇，也不是廣告，而是思想。

朱菁創建的極視文化旗下包括影視制作公司、出版公司、數字傳媒公司等，簽約者包括經濟學家郎咸平、管理咨詢專家詹文明、關係心理學家胡慎之等十多位學者，合作的學者總數接近40人。

“研究的事專家做，打雜的事我們來”

介紹上海極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的官方文本是這樣的：這是打造社會學者的商榷平臺，致力於將專家學者的成果，通過不同形式的表現，使其廣泛而有效地傳播。

不過，朱菁更愿意用“我們是財經界的華誼兄弟”來形容他們所做的事情。如果把它跟華誼兄弟做一個簡單比較的話，華誼兄弟通過明星來制造娛樂市場的財富，極視文化則通過專家學者來創造學問財富。

經濟學家郎咸平就是該公司旗下極視智庫的簽約專家之一。這里所謂“簽約”，其實是在學者領域一種新穎的合作模式，近似於經紀人與娛樂界藝人之間的關聯。當然，這種約定對於專家學者來說，并不似藝人的合約那樣繁雜。

這個點子的萌發肇始於2006年5月，彼時，仍在中歐工商管理學院就讀的朱菁找到了他的老師郎咸平。其時，郎咸平開始蟄伏之秋，不再主持《財經郎閑評》節目，據說因為“普通話不標準”。

“我當時先是幫郎咸平做了個網站，歸攏他的經濟學上的觀點，然后開始以代理人的身份又幫郎咸平做電視和出版那塊。”朱菁回憶說。因為郎咸平的直言個性，經過幾次著名的口戰，他已經積累了大量的擁躉，很多粉絲親切稱呼他為“郎教授”。

“等到了2008年，我慢慢發現，可以圍繞郎咸平做一個完整的價值鏈。”朱菁說，他所謂的價值鏈，不僅包括電視、出版、互聯網新媒體等線上活動，還有能延伸價值創造的線下講座授課、公司管理資訊、私人教練等。

這種模式就成為：先通過線上的一系列包裝打開知名度，再轉為線下的品牌價值深入挖掘。以郎咸平為例，在經歷了前期近三年的包裝之后，“郎教授”的市場價值開始如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僅圖書出版這塊，在2010年和2011年，極視智庫通過成功推廣郎咸平所出版的書籍，就涉及近15本。郎咸平本人版稅收入485萬元，并登上“ 2011第六屆中國作家富豪榜

”第8位。顯然，這間接給極視文化帶來了極大收益，現在該公司保持每年以70%~80%的速度增長，并有望在今年規模擴大一倍。

“這是商業化社會合理分工的必然產物，研究的事專家做，打雜的事我們來。這反而能保證這些專家的思想能有更多的提升空間。”朱菁說道，他口中所言“打雜”之事，幾乎囊括了這些專家學者的一系列有關市場化的運作，小到出門訂機票酒店，大至商業合同談判。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專家，都能夠輕易通過包裝而得到市場的認可。朱菁根據這些年的經驗總結了一套挑選“潛力股”的模式：這包括首先是業界的權威，其次具有中西文化背景，最好還具有一定的實務運作經驗，而選擇的專家一般集中在金融

財經管理領域。他們甚至針對每一位專家個性異同，產生一系列不同的包裝形式。

“我們的核心，還是傳播專家的觀點與思想，我們希望為社會留下更多的觀點。有的專家有完整的思想，自己整理好了，但是達不到傳播的效應，他們本身也很苦惱。這是一件兩全其美的事情。”他說。

包裝的邊界

毋庸置疑的是，在西方思想界，包裝流行的經濟學家、管理思想，早已成為一套成熟的市場模式。這是一張紙可以延伸出一個產業鏈的市場。

“一個經濟思想，是需要在生產鏈上進行推廣的。比如在美國，有一個名牌大學背景的專家，他有核心的思想表達，成果曾刊登在權威的刊物上，并引起廣泛討論。這之后就可以形成圖書，到演講、咨詢等一系列的產業鏈條。”吳曉波介紹說。

吳曉波於2001年創立的藍獅子財經出版中心，是一家以財經圖書營銷

為主的圖書服務公司，幾乎見證了國內財經圖書市場的發展過程。在“藍獅子”成立的時代，國內財經圖書市場基本被海外引進圖書所壟斷，當時國內甚至沒有財經作者的說法。而如今，本土原創作品已經占據國內財經圖書市場的大半壁天下。

“極視是在做一個很有益的探索和實驗性的過程，這種在歐美已經很成熟的營銷體系。出版商，對於思想的需求是無盡的。中國的論壇市場、咨詢市場、媒體發布市場、圖書營銷市場現在都已經很成熟。所以像西方那樣打造這樣一個成熟的思想生產鏈的條件，也已經具備了。”擅長研究現代

企業發展史的吳曉波評價道。

不過，在中信出版社總編輯潘岳看來，這種對於學者身份進行的全方位包裝，還并沒有為出版業界所認同：“作為專業的圖書出版公司，我們可能更多是從書本身的內容上進行包裝，不會過分夸大某一個面。當然你從營銷的角度看，這種對作家本身的包裝也是商業化運作的一種方式。這其中涉及到一個度的界限，如果贏利的導向壓倒一切的話，可能會造成泡沫的誕生。畢竟，學者跟公眾、明星還是有一定區別的。”

吳曉波也認為：“在包裝的過程中，有沒有夸大化、泡沫化，界限在哪里，這是要值得注意的問題。西方現在也在反思這個問題，比如美國各種管理思想的潮流，就是在一個成熟的產業鏈條上形成的，但現在的問題是，這些潮流變成了一種快速消費品，甚至6個月，就會有一種新潮流產生，那它的價值就變得大打折扣。”

此外，最為公共輿論所擔心的問題是，當專家學者也開始過度涉及商業化的時候，他們的獨立性是否會受到影響？他們的觀點是否能夠延續犀利？嚴重點說，是否有成為利益集團代言人的可能？

不過吳曉波認為，這不是一個大問題，“經濟學家或是學者跟娛樂明星還是不一樣，思想是不是泡沫化，有沒有根基，很快就會被市場識別出來。一張紙能不能變成一個產業鏈，前提是這張紙上的核心思想就是具有價值的。所以我不認為會影響這個獨立性。當然，過度炒作，肯定會不好”。

朱菁則更希望能低調一些，他甚至不愿意在媒體上透露自己的姓名，因為這似乎是戴著鐐銬游走在名利邊緣的事情，“我必須保持不能有觀點，不能有傾向性，否則就會讓人覺得我們是故意在炒作什么”。

不過，有誰還記得，20多年前，當第一個被稱為“人民藝術家”的電影演員給“三九胃泰”做廣告的時候，也曾被罵得頭破血流，而現如今，這樣的現象已經再正常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