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幸福感”也是丈量城市之尺

    增強“農民工幸福感”,要盡快創造條件,給予農民工平等市民待遇,給予他們更完善的社會保障,滿足他們更多的文化需求,賦予他們更充分的各項權利。

    日前,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係和工眾網聯合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在“農民工幸福感”排名中,北京在四大直轄市中排名落後于重慶,位居次席;超過了天津和上海。不過在調查的20個城市裏,北京的排名並不靠前,排名14位。據悉,如果再給一次選擇機會,只有46.2%的受訪者選擇留在當前的城市。(4月26日《三秦都市報》)

    對“不足半數農民工願意留在當前城市”這一調查結果,有學者認為“這說明他們在心理上並不認同當前的城市”。事實的確如此,農民工是否願意留在一個城市,關鍵在于這個城市能否給農民工幸福。雖然說幸福需要每個人自己去創造,每個人的幸福感也不一樣,但城市所提供的公共福利以及對權利平等的保障,直接影響到農民工對城市的認可度。

    近年來,每年五一之前都有各種關于“農民工幸福感”的調查結果公布,結論不一定都準確,但很有價值。因為,在國際勞動節之前調查農民工群體幸福感,至少說明社會重視農民工幸福感受。在筆者看來,圍繞“農民工幸福感”調查,實質是一次關于權利平等的調查,即,農民工在城市是否享受到市民待遇,權利有沒有受到歧視。

    農民工幸福不幸福,首先是一個民生問題。從淺層次來說,衣食住行這些最基本的民生需求是否得到滿足和保障。比如說,出行是否方便,物價是否合理,產品是否安全。坦率地說,衣食住行沒有一樣東西能讓農民工完全放心——城裏的菜價不便宜,交通擁堵不堪,即使有機會住公租房,但是位置偏遠、租金昂貴。這樣的條件,要想擁有幸福感,確實不容易。

    從農民工進一步的需求和保障來說,在醫療方面,看病難、看病貴,農民工遇到的困難顯然比城市市民更大。在教育方面,農民工子女上學不僅要交各種名目繁多的讚助費、借讀費,而且還不能獲得異地高考權。在收入方面,農民工不但收入偏低,而且還會遭遇拖欠工資等問題。另外,農民工的休息權、工傷保險等方面的權利也還常常被打折。

    從深層次上來說,農民工的文化需求、政治權利也得不到充分保障。據悉,“寂寞、空虛,我們過得有生活無文化”“文化消費太貴,我們距離城市生活有些遠”是農民工文化需求缺少保障的一種反映。另外,農民工的政治權利還缺少保障,比如說選舉權,盡管個別城市賦予農民工選舉權,但僅僅是少數,而且農民工人大代表的數量相比農民工總人數而言,比例明顯太小。

    不僅一些應保的權利缺少保障,而且某些地方的某些做法還令人擔憂。比如,有的城市對農民工就業比較集中的行業,採取了提高行業準入門檻的方式限制農民工就業、創業。尤其是經濟波動周期,農民工是最先被一些企業、一些城市拋棄的人群——被迫提前返鄉。如此對待,大大折損了農民工的幸福感。

    在筆者看來,“農民工幸福感”是一把尺子,不僅是在丈量農民工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的保障水平,而且也在丈量農民工與城市戶籍居民之間的福利差距。顯而易見,每個城市的發展都離不開農民工,農民工不僅是城市經濟發展的產業工人,而且還是城市社會發展的“潤滑劑”。因此,我們要把“農民工幸福感”當成一項重要的政績考核指標來看待。增強“農民工幸福感”,要盡快創造條件,給予農民工平等市民待遇,給予他們更完善的社會保障,滿足他們更多的文化教育需求,賦予他們更充分的各項權利。張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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