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IVER BURKEMAN

日季給人提出了一道心理學難題，這個時候最典型的心情當然是快樂──然而為得到快樂而付出的艱辛似乎讓我們很多人痛苦不堪。無論是身處人滿為患的機場候機大廳，還是客客氣氣地和那些考驗你耐心的親戚們連續相處數日，你都很難高興起來。

於是雜志及其它媒體都在建議我們要“積極思考”才能應付節假日──《積極思考的力量》(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一書的作者諾曼•文森特•皮爾(Norman Vincent Peale)在60年前也提出過相同的建議。（皮爾曾經建議，在節假日期間，你應該“刻意用滿懷希望的態度去談論一切”。）結果卻頻繁地印証了那個出名煩人的盡量不去想白熊的室內遊戲：你越是努力不去想一件事，到頭來你卻想得越多。

皮爾的積極思考哲學以各種形式深入到了美國文化之中，不光是我們如何應付節假日和其它社交場合的問題，在商業、政治及更多領域也都產生了影響。然而研究表明，通過反復重復人為設計的細小肯定行為並想象未來獲得成功的方式來提升人的情緒，結果卻往往是事與願違。

幸運的是，無論古代哲學還是當代心理學都指出了另一種選擇：一條與我們的直覺相反的、可以被稱為“通往幸福的消極路線”的途徑。這條途徑可以幫助我們解釋一些疑惑，比如，經濟不穩定國家的公民報告的幸福感經常比相對富裕國家的公民更強。還有，很多成功的商人拒絕接受為公司設定目標的想法。

“消極路線”的一名拓路人是已於2007年去世的紐約心理治療師艾伯特•埃利斯(Albert Ellis)。他重新發現了古希臘和古羅馬斯多葛派(Stoic)哲學家的一個主要見解：有時應對一個不確定的未來的最佳辦法不是去設想最好的情況，而是要看到最差的局面。

斯多葛派哲學家塞內加(Seneca)在這方面是一個激進的人。他曾經建議，如果你擔心失去財富，“留出一些日子，其間讓自己最少量地進食最廉價的食物，穿著最粗糙最劣質的衣服，同時對自己說：‘這就是我擔心的狀況嗎？’”

埃利斯曾經告訴我，為了克服害怕難為情的心理，他建議他的治療對象去乘坐紐約地鐵，經過每處車站時大聲說出車站的名字。我是一個很容易感到難為情的人，因此，為了新聞研究工作，我採納了他的建議，搭乘倫敦地鐵中央線(Central Line of the London Underground)，沿途大聲說出車站名。這個過程很折磨人，但是我的過度擔心消除了很多：我沒有受到別人的言語指責，也沒有受到身體侵害。只有幾個人用異樣的眼光看了看我。

只是冷靜地仔細想想最壞的情況──斯多葛派哲學家把這種方法稱作“預想不幸”──可以有助於削弱未來制造焦慮的力量。心理學家朱莉•諾勒姆(Julie Norem)估計，大約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本能地使用了這一策略，她稱其為“防御性悲觀”。相對照而言，積極思考就是努力讓自己相信事情會一帆風順，它會強化這樣一種觀念：如果事情進展不順利，那就完全糟糕了。

在美國企業裡，“崇拜積極”的思想中受到最廣泛認可的信條可能就是為機構設立宏偉、大膽的目標非常重要，而單位員工也被鼓勵（或者被迫）去制訂“SMART”──Specific(具體)、Measurable(可量化)、Attainable(可實現)、Relevant(適度)以及Timely(適時)──的目標。（普遍認為這個詞是喬治•T.多蘭(George T. Doran)在1981年的一篇文章中首次使用的。）

但是這種讚成制訂目標的共識已經開始崩潰了。首先，剛性的目標可能會促使員工突破道德界限。在管理學學者麗莎•奧多涅斯(Lisa Ordonez)和她的同事開展的一項研究中，參與者必須用一組隨機給出的字母來組合單詞，就像在Scrabble拼字遊戲中那樣。實驗要求他們匿名報告自己的進展──那些領受了明確目標任務的人撒謊的現象遠遠多於那些得到指示只需“盡力而為”的人。

目標設定甚至可能導致不良的業績。一個經濟學家團隊總結說，紐約的很多出租車司機在雨天掙的錢比他們本來能夠掙到的要少，因為一旦實現了晴好天氣條件下一天所掙收入的心理目標，他們就收工了。

華盛頓特區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管理學副教授克裡斯托弗•凱斯(Christopher Kayes)說，不惜犧牲其它所有要素來專注於一個目標還會扭曲公司的使命或者個人的生活。凱斯教授對“過度追求”目標的現象進行了研究，他回憶與一名公司高管的談話時說，他“告訴我他的目標是到40歲的時候成為一名百萬富翁……而且他做到了。[但是]他也離了婚，健康出現了問題，他的孩子都不再和他說話”。凱斯教授的研究說明，在我們痴迷於目標的背後是由不確定感引起的深深的焦慮不安。

弗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企業管理學副教授薩拉斯•薩拉斯瓦西(Saras Sarasvathy)所做的一項研究表明，學會調節不確定感不僅是讓生活更和諧的關鍵，而且還經常能帶來成功。在一個研究項目中，她採訪了45名成功的企業家，他們每一個人至少擁有一家上市企業。對於擬定全面的經營計劃或者開展廣泛的市場研究這些想法，幾乎沒有一個人樂意接受。

相反，他們講求的是薩拉斯西瓦教授所言的“實效性”。他們不是先選擇一個目標，然後制定計劃去實現那個目標，而是對手頭可支配的財力和物力進行評估，然後構想可能的結果。實效性還包括薩拉斯西瓦所稱的“損失可負擔原則”。不要只看到一項投資可能帶來的驚人回報，要自問一下如果投資失敗，損失到底有多大。如果潛在的損失看上去是可以承受的，那就可以採取下一步行動。

“消極路線”的最終價值也許不在於它有助於達成樂觀情緒甚至成功的作用。它不外乎就是一種現實主義態度。畢竟，未來的確是不確定的，事情發展或好或壞。我們太過頻繁地產生這樣的願望：一定要制止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意外。

這一點對於世上最大的“消極事物”來說尤其正確。如果我們比平時更經常地想起死亡這件事，會有什麼好處嗎？正如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的那句名言所說：“記住人都要死，這是據我所知可以避免產生你會有所損失這個思維陷阱的最好方式。”

不管我們多麼讚同伍迪•艾倫(Woody Allen)對於死亡的態度──“我誓與之抗爭”──直面死亡比否認死亡更為明智。有些事實，即便是最強大的積極思考都無法改變。

（本文節選自OLIVER BURKEMAN的新書'The Antidote: Happiness for People Who Can't Stand Positive Thinking'，本書去年11月由Faber Faber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