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及（7月7日），由哈佛大學約翰·F·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格雷厄姆•佳佳（Graham Tillett Allison）創立的「理性行為模型」，屬於第二代的外交政策分析方法。這個模型基於各個官僚機構（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s）的首腦的利益極大化的假設進行分析。官僚領導者的偏好，主要取決於個人在組織的角色，以及官僚談判（bureaucratic bargaining）的總匯。故此，政壇其中一句諺語是：｢屁股指揮腦袋｣（Where you stand is where you sit）。這句諺語與「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意思相近。

　　誠然，按1970年代的學界發展程度，構建一個以個人或團體心理為中心官僚政治模式，如吸納政治領導人的信念體系、他們對利益的理解、對自己的角色的概念、或官僚持份者在談判時的獨特的技巧或風格等，並非完全不可能。但事實是甚少學者作出這樣的嘗試。雖然佳佳曾指他的的政府政治模型（governmental politics model）並非理性型，但他往後的闡釋顯示出它是理性主義的和利益極大化的模型。它與「理性行為模型」的分別是：前者並非單一模式，後者則是理性決策的單一模式。

　　但無論如何，忽略心理變項的分析引起學界的不滿。這導致了一些以政治心理學為中心的中型研究項目的出現。其中較有影響力的是美國軍事情報歷史學家羅伯塔·沃爾斯泰特（Roberta Wohlstetter, 1917-2007）的著作 Pearl Harbor：Warning and decision （1962）。著作中指出，美國在二戰時出現的珍珠港情報失誤，不是源於資訊不足，而是無法把訊息正確地分類所致。這項研究對往後有關威脅的看法和誤解（misperception）的研究，如恐怖襲擊，有深遠的影響。

　　另一個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布爾什維克意識形態（Bolshevik ideology）的分析。例如俄籍美國政治學研究員内森·萊特斯（Nathan Leites, 1912-1987）在其著作 The Operational Code of the Politburo （1951）和 A Study of Bolshevism（1953）中，集中講述政治領導人的運作法規（operational codes）。其後，這套運作法規由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生亞歷山大·喬治（Alexander L. George, 1920-2006）在學術論文The Operational Code：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Decisionmaking中改寫和簡化。喬治刪減了心理精神分析的部分，取而代之的是從認知（cognitive）層面和當代社會科學理論去分析運作法規。喬治強調，個人的信念有幾個特徵：相互依存的（interdependent）、一致的、階層式地（hierarchically）圍繞着一小部分的｢核心信念｣、抗拒改變。這個信念體系的錨（anchors） 包括有關政治和衝突的性質的哲學信念，以及有關改善自身利益的替代戰略的功效的工具信念。

　　敵方的形象是運作法規信念體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至於其他運作法規的類型和危機決策的研究，下文再談。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研究生 楊庭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