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順分兩個層次，第一層是真誠希望父母快樂，怎麼樣快樂？這需要雙方溝通。第二層是社會要求，那就是我不得不孝順。」

　　陳琳

　　傳習數千年的「孔孟之道」，是否仍是解決當下中國人面臨精神困惑的一劑良藥？上周六，在一場名為「心靈之旅——心理學與哲學對話」的復旦心理大講堂中，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傅佩榮、復旦大學心理學系主任孫時進教授，以及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馮平就如何繼承孝道問題，展開了一場跨領域的對談。

　　孫時進：西方通過社會保障制度，給了每位老人尊嚴，老人生活不至於看孩子的臉色。父母和子女保持平等和距離，他們的關係用親情來形容更貼切。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中，用孝道把子女和父母綁在一起，看起來不合時宜。談儒家的孝道，有沒有更合適的方式？

　　傅佩榮：問題在於你如何理解儒家。孝順分兩個層次，第一層是真誠希望父母快樂，怎麼樣快樂？這需要雙方溝通。第二層是社會要求，那就是我不得不孝順。真正孔孟思想，不是講第二層次，而是要求孝順是真誠的，由內而發的。最簡單的，我看到父母沒有飯吃，我難過。

　　說到西方的保障制度，我們看加繆的《局外人》，第一句話說：「今天媽媽死了，或許是昨天。我不知道。養老院寄來信說令堂病逝。」你可以到西方養老院訪問一下，幾乎每個老人都會說，我希望孩子常來看我。親情也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情感需求。儒學給出規範的時候，真誠是它的基礎，它對人性不是束縛。儒家講，順從你內心真正的情感需求的規範才有意義，而不是倒過來，用違背人之常情的規範約束你。

　　孫時進：西方子女與父母過分分離有它的問題。傅老師覺得，把父母交給社會管的方法不現實。但分離對現代社會的人是個重要命題。有沒有可能從研究倫理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社會的這種變化，重新樹立新的親子關係？

　　馮平：孫老師的問題非常實際。中國現在講國學復興，有一種明顯的傾向，實際上是想把儒家的文化重新確定為中國的意識形態，這是錯的事情。中國社會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化，人們的價值觀念也隨之發生了很大變化。新文化運動中，知識分子想破的是儒家大一統中國思想界的局面，提出個人主義、個人尊嚴。破了以後，新文化運動停止了。在改革開放以後，個人主義、人格的尊嚴這件事被重提。但是重提的時候，人們就發現其中有很大缺陷。從我們孩子這一代來說，他們獨立性非常強。一些孩子會直截了當批評父母的一些做法，這的確也會對父母有所教益。但是另一面，在這個過程中，他忽略了自己對父母應有的體諒。未來社會，我們到底應該在傳統的孝道和個人尊嚴之間確定一個什麼樣的平衡，整個社會的倫理體系還在探索中。

　　重振儒家核心地位，在當下是不合適的，因為它和現代社會是兩種文明。中國的現代教育，應該是對人格的尊嚴獨立的教育和培養。無論是老一輩，還是年輕一代，都應該為自己負責，改變道路不是對別人的要求，而是自己內在的一種要求。

　　傅佩榮：馮老師從歷史的角度所說的，儒家的生命滋養和人的個體獨立尊嚴，兩者之間需要取得平衡的關係。總結非常好。我們今天提倡儒家，不是朱熹的儒家。600多年以來，所有中國人知道的儒家都是朱熹的儒家，不是孔子、孟子的儒家。仔細讀《論語》、《孟子》，你就會發現，兩位思想家對個人生命都非常重視，比如，孔子的話很直接，三軍統帥可以被抓走，一個老百姓的主意不能拿走。我們念《論語》什麼時候思考過這些？

　　五四運動破的是宋朝學者留下的儒家。論語第一套是孔子、孟子留下的，第二套是帝王專制裏面的儒家，怎麼把賬算在孔孟身上？孟子說過，皇帝把我當成泥土踐踏，我把你當仇人一樣。兩千多年帝王專制下的中國古人，哪一位敢說孟子說過的這句話？所以，今天我講的真正的儒家，要和人們認識中的傳統儒家嚴格區分。

　　孫時進：現在很多父母向子女推行《三字經》、《弟子規》，心理學對背誦經典的教育功能分析很具體。而從哲學來看，怎麼分析這個問題？

　　傅佩榮：父母讓小孩背經典，出發點是真誠、善意的，這一點不容懷疑，但能夠收到效果嗎？《三字經》基本上是古代帝王專制治理的工具，裏面的內容今天適用嗎？古代的富貴功名的來源都在帝王手上，在這個開放的時代還讓孩子背這類故事，連小孩也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