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入“全民焦慮”時代？
上周以來，一系列來自不同階層人士的自殺和非正常死亡刺激著普通人的神經。從廣州“龍鳳胎夫婦”跳樓、韶關武江區委書記自縊，再到東莞一工業區內四天相繼發生兩起工人跳樓事件……
焦慮似乎成為系列事件的注腳。據統計，2010年我國15歲及以上成年人精神疾病患病率約為17%，其中抑郁癥約為5%，焦慮癥約5%，藥物、酒精等物質依賴癥約5%。而更多人對焦慮的感性認知來自生活中無處不在的“郁悶”、“傷感”和“壓力大”。在信息化的今天，無論窮富，無論官員還是平民，似乎都展現出了焦慮。
心理學對“焦慮”的解釋是人的自我實現需要得不到滿足時，產生不适且無法指出不适原因的一種典型癥狀。然而，當這種負面情緒狀態蔓延至全社會，促使“焦慮”成為社會情緒時，就已超越心理學範疇，成為難以回避的社會問題。
“全民焦慮”的時代來臨了嗎？作為群體的中國人和個體的生命，我們應該如何化解？
2月17日凌晨，韶關市武江區委書記、區人大常委會主任蘇力被發現在其住宅內自縊身亡。
從“官”到“民”
極端焦慮結束生命
據當地組織部門介紹，蘇力2008年7月任韶關市武江區委書記、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初步分析，蘇力主要是受一些工作上的困扰，導致思想上產生很大壓力，出現悲觀厭世情緒，並且沒有很好化解而最終選擇自殺。而在一年半前，蘇力的前任、原武江區委書記鄔學新也是由於精神壓力過大跳樓身亡。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近來因焦慮、抑郁等原因造成自殺的官員還包括2月6日跳樓自殺的茂名市檢察院檢察長劉先進以及2010年6月在廣深高速鐵路線上臥軌自殺身亡的原中國民航局中南地區管理局局長劉亞軍。據《中國民航報》報導，劉亞軍的遺書和家屬反映，他長期存在失眠現象，總覺得休息不好，到廣州工作以來自感壓力大，在家中有時獨自哭泣。
去年6月，中央黨校出版社公開發行了一本名為《領導干部心理問題實例解析、調适與自測》的書，解析黨政機關領導干部的心理問題。該書的主編徐培基總結，目前公務員中普遍存在12種心理問題，焦慮心理就是其中之一。
同樣是在上周，廣東東莞一工業區在4天內相繼發生兩名工人跳樓自殺，並有超過200名工人在此期間離職。而本月上旬，廣州“龍鳳胎”夫婦疑因年歲漸長、生活壓力大而跳樓事件，讓更多人開始關注焦慮。
南開大學社會心理學系主任、中國社會心理學會副會長樂國安認為，一般人或多或少都會有焦慮，不能把“焦慮”理解為病態，不是從前沒有“焦慮”，而是從前公眾普遍不大重視這個問題。面對官員自殺事件，樂國安認為，官員焦慮與公眾焦慮並無不同，衹不過官員受到的關注度相對較高。
白領群體
焦慮積累成為常態
如果說結束生命是焦慮的一種極端激進的體現方式，另一種體現或許來自日常點滴中焦慮的積累。
2月18日，一則消息在微博上傳播，並引起無數白領唏噓。就在當日早晨，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北京所高級審計師，出生于1985年的甄毅因患賁門癌去世。隨後，該消息得到了德勤公司證實，並表示將促進員工平衡工作和生活。
據了解，甄毅是北京人，2007年畢業於外交學院國際貿易系，並於當年進入有“四大”之稱的德勤會計師事務所，2010年被查出癌變。所謂“四大”是全球四家比較知名的會計師事務所的簡稱。在青年求職者中，“四大”的薪資待遇較高，但同時也意味著工作的壓力大。
有“四大”網友稱，除了高強度的體力與腦力工作外，與客戶、同事間的周旋，也造成人的心理痛苦和精神長期處於焦慮中。
“吃飯太快以及太糾結是不是都是導致他不幸患病的重要原因？” 網友“昊子的小窩”分析。“昊子的小窩”2007年和甄毅同時入職，在懷念文章中她描述說，甄毅原本是個小胖子，剛入職做項目出差到河南後，就大病了一場，慢慢地瘦下來。而且，甄毅本身是個糾結的人，一個典型事例是公司發的U盤如果丟失是要賠錢的，甄毅看到有同事丟失U盤就引以為戒，每天加班到11點多所有人關電腦準備走了，甄毅就開始滿會議室地找：“我的U盤呢？誰看見我的U盤了？”此外，每次開會後的狼藉會議室，甄毅必然要把所有的文具全部收拾完才肯走。
網友王璐表示，這是一周內第二起有關德勤員工病逝的消息。在2月17日，出生于1983年，前德勤上海所員工翟可因患慢性肝癌去世。而去年，23歲北京女孩方言由於長期過勞工作、焦慮等造成急性胃出血死亡，引起了無數白領的共鳴。
全民焦慮
“亞歷山大”時代生存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一項由2134人參與的調查顯示，焦慮已經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生活常態──34.0%的受訪者經常產生焦慮情緒，62.9%的人偶爾焦慮，衹有0.8%的人表示從來沒有焦慮過。
一夜之間，似乎“全民焦慮”的陰影悄悄降臨在每個人頭上。
“亞歷山大”是諧音，意即壓力像山一樣，實在太大。現年33歲，從事財經工作的深圳女白領小蘇，借用這個從今年春節流行開來的網絡詞語表達自己的對生存狀態的焦慮。
一條廣泛傳播的微博段子說：“我的股票賠得底掉，房貸還差90萬，老板還經常扣工資，買的家具是達芬奇的，買的醋是勾兌的，買的奶粉是有添加劑的，即使走在路上碰到李雙江他兒子也就算了，就怕碰到‘李剛’他崽，非死即傷。”
而普通生活中的“亞歷山大”們遠不止這些。農民犯愁為滯銷的農產品，大學生為考研就業焦慮，家長從幼兒園起憂慮孩子升學教育，企業老總擔心資金鏈短缺，普通市民擔憂工資和銀行存款跑不過CPI。即使是退休在家頤養天年的老人，也可能會擔心住的地板是否有毒，用的鍋灶是否符合標準，出外就餐，除了遇到地溝油，還有什么其他陷阱。
公共表情
網絡傳播焦慮感染
樂國安認為，隨著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許多人在衣食無憂的前提下，開始關注自己的精神世界，對情緒更敏感。對焦慮的感受水平提高了，這本來是一個好的現象，但相比過去的信息閉塞，當代社會網絡發達，正面和負面的信息都層出不窮，加劇了人內心的沖突，傳播又使焦慮具有感染性。
有心理學家認為，手機是造成現代人焦慮的重要來源和核心載體。一項對1000名英國人進行的調查顯示，有約66%的受訪者當手機不在身邊時會感到焦慮，這一現象被稱為“無手機焦慮癥”(Nomophobia)，而在年輕人群中這一現象更為明顯。相對於4年前無手機焦慮癥被首次確認，現在更多人承認存在這一問題。
此外，心理學家認為，大部分現代電子產品也可能讓人感覺焦慮，造成人們親情的一種隔離和焦慮。例如，電子遊戲可能會讓妳更快地攻擊目標，微博會強迫人去看，去八卦信息。“我最快知道什么事”成為一種炫耀的手段。而電視減少了普通人和親人相處的時間。從職業來講，記者、編輯、廣告員、信息員、網站管理員、情報人員等都是信息焦慮綜合征的高發人群。
而在社會學家看來，隨著微博和網絡廣泛普及，公民意識覺醒，諸如“郭美美”事件、“鉻污染”、“年輕官員火箭式升遷”事件的傳播，也使整個社會在環保、慈善等多領域的誠信形成公共焦慮。隨著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新時代的焦慮癥還包括過節焦慮癥、乘車焦慮癥、中產階級焦慮癥、失貞焦慮癥、高薪貧困焦慮癥等此前未曾有過的現象。
全民價值觀應轉向幸福感
廣州心海榕心理機構心理專家于東輝認為，“全民焦慮”的情況早就有，衹是在現在集中爆發。我們處在一個焦慮的時代，每個人都想盡快地達到成功，我們對世界的期待比世界本身要高。焦慮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們的標準太高了。
房貸三萬
目標太高容易焦慮
于東輝曾經遇到一個病人，是個公司老板，做外貿生意，收入並不固定，可他供了5套房，每個月要還3萬元房貸。他的收入大部分都用來還房貸。妳問他買這么多房有什么用？他也不知道。他是那種沖動型的，看到好的就買，不是炒房客，要是炒房客倒好了，不會這么焦慮。5套房裡，還有一套別墅，他和妻子、孩子一家三口住在三層樓的大別墅里，接個電話還要上兩層樓。
為什么會這樣？我們認為成功才是我們的目標。如果全民以幸福感作為目標，那情況會完全不同。
突出人群
社會精英與底層蟻族
于東輝分析，最焦慮的有兩類人，一類是高層，有社會地位，有權力，是社會精英，另外一類是蟻族，很多人是農村考上大學出來的，家裡對他們有很高的期望，他們要買車買房。他們焦慮是因為沒有退路。精英更沒有退路。有一個企業中層，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學，兩個人一起競爭副總的位置。他覺得對方可能上位，就沒日沒夜地工作加班，見到誰都討好，結果到極限，整晚失眠，患上很嚴重的焦慮癥。
享受當下
追求平和放鬆幸福感
現在認為的成功，是財富、權力的成功，而不是人生、生命的成功。
追求幸福感，重要的在於享受當下。現在享受什么？成功？成功和工作、激情挂鉤，沒有享受生活放鬆的狀態。激情其實是焦慮的一部分。
很重要的一點是家庭親密。和親人之間的相處和諧，是幸福感的重要來源。同時，妳還要有一個自己的心靈圈子，朋友們能聽懂妳。
最讓人生活感覺焦慮的生活方式是指責、批評、攻擊、限制、要求，如果我們能轉化成放鬆、平和、溫暖，世界會變得非常不一樣。
專家解讀
現代化焦慮
並非中國特有
對於“全民焦慮”的概念，中山大學(微博)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院長岳經綸認為，“焦慮”一詞用得比較矯情，其實就是“郁悶”，是公眾普遍的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感以及對問題的無助感。
轉型期成焦慮溫床
岳經綸認為，焦慮產生的首要原因是，在大規模的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一切都變得不確定，公眾對於很多公共政策不了解，不知未來怎么發展，缺乏合理預期。而在計划經濟時代，基本的東西都能得到預期。岳經綸發覺，在改革開放以後，公眾缺乏這種合理預期。第二個原因是社會風險增加，來自市場、技術、醫療等各方面的風險造就了風險社會，還是和轉型期有關，基本公共服務還不健全，使人沒有保障地生活，容易焦慮。
其實，其他國家在一些階段也有類似的問題。例如，“美國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工業革命以後也同樣經歷了這個過程，但是從歷史的條件上來說有差別。美國是從一個沒有保障的社會到公共服務和政策不斷建立的過程，而中國是從過去一個有保障的時代進入一個無保障的時代，改革開放以後舊有體制解構，但沒有實現重構。”
緩解焦慮需公民保障
在他的理解中，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相對穩定，是因為舊有制度還在起作用，讓一部分人還是能得到有保障的生活。到了90年代中後期，舊有社會體制全面解體，社會漸漸出現焦慮感。與此同時，社會也一直在進行重構，並且出現新問題，包括經濟發展、NGO組織、政府、自然各方面的問題，不免增加焦慮感。此外，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更多了，促進思想解放。當公民的權利意識覺醒，對社會問題開始進行干預和表達，但沒有結果就會焦慮。
要應對所謂的“全民焦慮”，岳經綸覺得問題既然是多種因素導致的，就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解決。政府應當想辦法為公眾提供合理預期，讓公眾感覺到有保障，開放公共決策的過程，鼓勵公眾參與決策。與此緊密相關的是，建立渠道使個人可以訴說和得到釋放。另外，公民社會的建立和成熟，還有企業社會責任感的增強等都有利於緩解焦慮。
焦慮是現代化衍生詞
隨著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傳播技術更新，焦慮癥已成為現代化的衍生詞之一。
據不完全統計，美國的焦慮癥患者終身患病率為28.8%，大於1/4的人一生中至少會發作一次。美國人一向重視疾病的預防和治療，因此，一直以來美國的抗抑郁和抗焦慮藥物消耗非常大。在美國，心理醫生成為最受歡迎的職業之一。
而在日本和韓國，隨著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高速經濟發展到現今的經濟不景氣，社會上出現普遍的焦慮情緒以及無法承受的失敗之痛。壓力大導致自殺率上升。
而在2006年，香港的公交巴士上，一名乘客拍了前座一位正在打手機乘客的肩膀，請其聲音小一些。不料，這位阿叔級的乘客站起轉過身來，怒氣沖沖地爆發了：“我有壓力，妳有壓力，為什么要挑釁我？”“沒解決”……這個視頻片段，使得“巴士阿叔”成為香港人壓力大之下焦慮情緒的典型代表。(文/本報記者 王丹陽、李穎、楊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