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迅猛增長，憑借新古典經濟理論對中國現象進行解釋，使得中國經濟學擁有了高於其他社會科學的極高地位。
傳統經濟學的好日子，開始有危機顯露。2011年11月2日，哈佛大學大約70名學生因對經濟學“十講”的內容不滿而走出教室，并寫信給他們的教授、《經濟學原理》全球暢銷書的作者喬治·曼昆(Gregory Mankiw)，他在課堂上所講的那些理性預期的數量分析方法，短偏狹(specific and limited)，使得學生們對於了解更廣闊的知識造成了障礙，并且，部分地由於該經濟學教學模式的錯誤，其在華爾街從業的大量學子們，應對近五年來在美國發生的金融混亂承擔責任。眾所周知，曼昆本人，曾是小布什時期的國家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在中國的“華人哈耶克學會”Gmail郵件組中，一些年輕的經濟學教授對此展開了熱議。浙江大學的經濟學副教授朱海說，“現代主流經濟學教學的問題，一是忽視了其他學派的理論，把新古典視為正統；二是沒有思想，機械的模型多，人文色彩淡。中國主流經濟學完全照搬美國的，這些問題也照搬過來了”。
但也有一些教授，如汪丁丁，早於曼昆很多年前，就發現了傳統經濟學的問題，并對傳統經濟學進行了“創造性的轉換”。
《中國新聞周刊》也基於對這一判斷力的好奇，於2011年10月27日下午，在北京大學附近采訪了這位教授。
將經濟學復雜化進行到底
已經在一次激烈的討論之后退出上述郵件組的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汪丁丁，沒有看到郵件組中的議論。早在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實驗經濟學的開山與掌門人佛農·史密斯(Vernon L Smith)之后的第二年，2003年，汪丁丁就將新制度經濟學的課程一分為二，一為“新政治經濟學”，一為“行為經濟學”。汪丁丁這一基於個人興趣和學術敏感的行為，無意間早於社會的整體認知數年。
在中國，曼昆的學生，經濟學家李稻葵、樊綱，先后擔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委員，對中國的貨幣政策產生重要影響。當樊綱和李稻葵在美國學習時，他們的老師曼昆還是一個30來歲的青年，如今，他們都已經不再年輕。
中國經濟迅猛增長，憑借新古典經濟理論對中國現象進行解釋，使得中國經濟學擁有了高於其他社會科學的極高地位。在汪丁丁早年授課的浙江大學，由於經濟學院擠占了人文學院的研究室和資料室，汪丁丁甚至遭到了一位人文學院的前同行猛烈的“學術”批評。在中國的書店中，經濟類書籍的銷量則一直高居榜首。
但汪丁丁對近百年來由於學術分工導致的經濟學越來越狹隘割裂之風，早有警覺。新古典經濟學對理性人全知全能的假設，靜態的分析方法，與復雜的現實世界和18世紀時亞當·斯密所開創的經濟學之初已經相距甚遠。就像一座建筑的風格必須與周圍的環境相諧，改革必須重視背景一樣，經濟學的研究范式，也必須注意與真實世界的關係，并注重與社會的倫理道德基礎、傳統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之間的關係。
汪丁丁除在北大任教行為經濟學和新政治經濟學外，同時還兼任浙江大學和東北財經大學跨學科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的主席。跨學科研究或“跨學科協調”，在汪丁丁的眼中，就是“把不同的人類所采取的無數個不同立場上的、大量的不同知識傳統，融合為總的人類知識傳統”。乍聽起來，好像經濟學的胃口未免太大了。
首都經貿大學經濟學副教授劉業進，形容行為經濟學時，舉了一個例子。他說，中國人民大學最近引進的一套行為經濟學研究叢書，“乍一看簡直不能識別是經濟學著作，而以為是心理學、腦神經之類的著作”。
即便是在全球，融合了心理學、腦科學、實驗經濟學等多門學科的行為經濟學，仍然處於剛剛勃興的狀態，以至於沒有一本像樣的教科書。行為經濟學的教授們散布在諸如哈佛、MIT、喬治·梅森等大學里，或以腦科學研究方法為基礎，或以實驗室研究方法為基礎，并無范例可循。有鑒於此，汪丁丁去年用於教學的行為經濟學教案，后來變成了今年9月剛剛出版的《行為經濟學講義》。這本厚達610頁的書，用2010年的幾百篇論文連綴而成，提供了一個“整合行為經濟學主要內容的理解框架”。
面對這本足夠復雜的書，讀者難免會被其中出現的與傳統經濟學迥異的“理性有限、偶然、黑天鵝事件、冪律、三分之一定律”等詞匯所震驚，也會對其與傳統經濟學教學方法的巨大差異、上千篇論文的知識、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感到吃力。例證之一，是汪丁丁2007年在浙江大學教授行為經濟學時，臺下聽講的注冊學生只有一個是經濟學院的，大部分都是教師。后來不得已，汪丁丁只好放棄了在浙大講授這門課程，轉而只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這門本科雙學位的選修課。如今這門課在北大的注冊學生每年在500人左右。
然而，汪丁丁這種基於個人興趣的知識擴展，也面臨著跨學科知識的多項挑戰。在解決“合作如何可能”的行為經濟學方法中，從個體到群體的選擇，既包含著個體由於有限理性認知能力的界定，又要包含著群體的社會網絡復雜性，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演化中的傳統政治、經濟、文化的行為方式和情感方式對人類行為選擇的限定。要改變哈佛學生指責的曼昆式經濟學“不是打開而是關閉了通向其他課程的大門”之責難，至少需要足夠包容的開放之心，以及不能忽略的學術創新能力。而這兩種能力，即便是在全球的經濟學同行中，也并非不是稀缺之物。
人類知識的漫游者
10月29日下午，北大二教203的《行為經濟學》課上，一開始，汪丁丁就給學生們放一段英文的視頻，講課者是哈佛大學著名的“幸福課”教授泰勒·本·沙哈爾(Tal Ben Shahar)。這位年輕的教授堅定地認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是所有目標的最終目標，幸福應該是快樂與意義的結合。
講課過程中，汪丁丁先是贊美泰勒教授的散漫不羈，比如這位年輕教授從不申請教職，也不發表有價值的論文，雖然其聽課人數哈佛第一。他猜測，“他如此聰慧，早已看透教授的把戲不過是空幻一場”；論及幸福感，則稱，“名校的學生，如你們，從來沒有感覺到真正的自由。因為你們的生活迄今為止都是別人給定的”。
雖然汪丁丁的教學方式靈活幽默，但如果你手持一本《行為經濟學講義》走進教室，未免感到無所適從。這本書的方法論雖然變化不大，但由於今年講課收錄的全部是2011年的最新論文，聽這門課的同學必須對新文獻有充分的感知能力和學習能力，才能跟得上這位快速更新的老師步伐。在這一天，被介紹的論文作者就有MIT的阿西·馬格魯(Daron acemoglu)等三位。他講課中引用的論文是英文的，講課則半用中文，半用英文。
汪丁丁今年剛錄取的研究生也是這門課的助教孫伊滿說，常見丁丁老師早晨五點回復郵件，想必黎明即起。事實是，早在很多人上班之前，汪丁丁已經瀏覽完當天全球開放論文庫中的所有經濟學論文，并且把有創見的好論文記下來，用ipad2板書做成筆記，以便在周六和周日下午的課堂上給學生講授。
汪丁丁講話的特點，是講新不講舊，從不重復。對於他已經了解的知識，他已經沒有了好奇心。其學術興趣也有類於此。作為一個學數學出身的經濟學家，擺脫數理經濟學的誘惑和影響是極難的。后來，從經濟思想史到新制度經濟學，再到新政治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他的學術興趣也慢慢發生了調整和變化。如他所欣賞的政治學家羅伯特·諾齊克(Robert Nozick)，在寫完著名的《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之后，甚至不理會批評者的批評，掉頭去寫《生命之檢驗》和《哲學解釋》。諾齊克還以提出問題，但不回答的癖好而著名。
與諾齊克極為相像的是，汪丁丁不但容易受興趣的指引在不同的學科間穿梭，也經常在文章中或課堂上提出思辯性的基本問題，接著便將問題的答案留給學生或讀者自行判斷。面對他的引經據典，旁征博引，有人佩服無比，有人則指其“混亂”。其實，對知識的渴求太過，對自己的理性要求太高，難免會給理性造成巨大的負擔。汪丁丁課堂上愛舉的例子之一，是寫作《清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前的馬克思·韋伯，長達七年曾陷於精神崩潰的境地。對理性的嚴苛迫使經濟學家面對極其復雜的社會現象，并在其多項要素之間建立關係時，遭到嚴峻的理性有限性之考驗。敏感的人容易失調。談到汪丁丁深夜還回復博客網友，汪丁丁的學生楊東睿說，他“也可能是因為失眠，所以半夜回帖”。
另一位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選修經濟學雙學位的學生說，由於汪丁丁行為經濟學內容的駁雜和論文數量的巨大，以及考分時參考的教科書有限，“他的課難聽懂”，於是退了這門課。
但汪丁丁并非刻意豎起一道與人隔絕的門檻。其實他為人謙抑，與很多寫郵件給他的學生、博客的留言者成了朋友。被汪丁丁稱為“小李”的太太，談到汪丁丁對學術的狂熱和癡迷時，長嘆一聲，“丁丁這個人，一生所好，只是學問”。
汪丁丁喜歡在智力上、學養上、敏感度和豐富性上與其相似的人，為此，他也愿意培養一大批具有學術能力的同道。這符合他所說的“冪律”。也即，要培養一個諾貝爾經濟學家，必得先有100個左右僅次於諾獎級別的心智出現；若要一個社會出現100個次諾獎的心智，得先有1萬個次次於諾獎的心智。他覺得，培養一萬個次次於諾獎心智的學生出來，就是他的職責和任務。
在搜狐博客中，汪丁丁與幾位來往頻繁的網友，幾乎每天都有互動。而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首頁上，也有一個“丁丁學園”的鏈接。“學園”一詞的宏大氣象，不免使人聯想到柏拉圖學園。“柏拉圖學園”又叫“阿加德米”(Academy)學園。今天的大學“學院”一詞，就是從“阿加德米”演變而來。而他的名字“丁丁”，也出自詩經中“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有一類人，會自覺地將自己置身於一個更大的人類思想的共同體中，卻無法將注意力專注於身邊具體的人與事。在這一類人眼中，凡屬求知、愛智者的共同體的人們，按照柏拉圖的觀點，“這是唯一真正的友誼，唯一真正共同的善。”在茫茫無垠的時空與偶然性的人生之河中，前來者皆師友，后來者亦兄弟。
在一篇寫作80後的小文章中，汪丁丁偏愛一個叫做“丹尼爾的寄托”的網友。此人年僅20歲，卻不但具有“不會輕易被謊言和意識形態宣傳蒙蔽的健全的理智”，而且具備“不偏激地堅持唯理主義也不偏激地堅持經驗主義”的能力。與汪丁丁交往的學生，在學術能力之外，也必得躍過健全的理智之門。
在29日課后去地鐵的空當，來自上海的滑翔傘教練秦曉楠、已經畢業準備出國的北大數學系學生楊東睿，以及汪丁丁的助教孫伊滿，伴隨汪丁丁左右，一路走，一路討論問題。
十年前，秦曉楠還是北京理工大學的工科學生，出於興趣來旁聽汪丁丁的課。那時，一到課講完之后，如果討論的興致正濃，汪丁丁就會跟一幫學生，去附近胡同中的“盒子咖啡”，一邊喝咖啡，一邊繼續討論。
在秦曉楠的眼中，汪丁丁講課的論文雖然有變，但中心問題卻從來沒有變過。這問題，無非是解決人類精神的“人生問題”和解決中國百年轉型的“中國問題”。
燃燈相繼
汪丁丁不只是醉心於學術的學者。知識并不是智慧，知識不能替代豐富的、具體的人生。不把經濟學當做一個飯碗之學，而與現實改變、心靈秩序、行為方式、情感方式有關，這是東方知識分子的傳統，也是經歷了文革之劫、西學之沐的汪丁丁的選擇。他曾稱自己“更像一個哲學家”，他的教育界朋友信力健，則認為他“簡直就是一個詩人”。他偏愛的早期作品《幽靈自述》，充滿著林下棲逸的魏晉風度。某一年，他甚至邀請他人與自己合寫一部實驗話劇。
十多年來，他一直是新聞雜志《財經》，以及新近的《新世紀周刊》的學術顧問，他發表在兩份刊物中的文章，針砭時弊，從無客氣。比如在他發表於2008年的一篇談市場的道德基礎的文章中，就有這樣不怕得罪人的句子：“中國的精英似乎沒有希望了，就我的觀察而言，他們多數已經放棄了道義的承當，還嘲笑任何嚴肅生活的企圖，他們借口‘相信市場’從而可以任由自己行為敗壞。”
在熟悉康德和儒家教義的汪丁丁眼中，顯然，除非精英們自覺地將胸懷天下的責任內化為“心中的道德法則”，并自覺承擔其守護、發揚文明的責任，否則只借鑒西方表面上的名詞，如市場，自由等的“名相”，顯然無助於這些內涵真實的中國化，甚至會造成極大的異化，更大的，則會造成知行不一的分裂。
在一篇紀念王元化先生的文章中，汪丁丁寫道，“熊十力對他說過，讀書，應以全部生命相沖擊，方能有所感受。換句話說，那些被書寫過的普遍規律，僅當我以我生命的全部體驗與它們相沖擊時，才呈現出它們的真理性，才不再是教條，此即元化先生所謂‘融入生命的學問’”。
將這種知識人的自覺灌注到學術之中，便是注重西方理論和思想在中國化中與中國傳統文明的嫁接，用經濟學的術語說，就是要看重“情境依賴”；將這種自覺灌注到實踐的道德，便是面向現實苦難的起而行之。作為新聞雜志的顧問，汪丁丁對現實的態度一直是熱切的。憑著一種超乎尋常的敏感性，他從《財經》雜志創刊起便與編輯部同道一起，確立了雜志一以貫之的“復雜的自由主義”立場。這種立場的重要，正在於其解釋框架、其引致的求解方案的一致性(consistency)。新聞與純粹學術的思辨不同，是俯身向著現實的。通過新聞，汪丁丁將自己與現實之間鏈接了起來。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的間隙，他猛然問，“你讀過《燃燈者》嗎？”
《燃燈者》的作者趙越勝，是他的前同事兼好友、哲學教授陳嘉映的同學。《燃燈者》所記錄的，是三個求智識之真、求道義之善、求純粹之美的知識人在“愚暗”中如何將文明之火迢遞的故事。其中第一個知識人、北大倫理學教授周輔成生前所居的朗潤園204號，距汪丁丁工作的國家發展研究院，不足百米之遙。每至秋天葉落，朗潤園蕭蕭簌簌間，燃燈者的氣息，似乎尚未遠去。
於汪丁丁，王元化先生是一位燃燈者。王元化先生晚年思考的問題，一直是百年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三重轉型的“中國問題”之復雜性。1990年代以來，他對啟蒙理性的再認識深入而透徹。如他所擔憂的那樣，五四以來中國知識人攜理性的力量以自重，摧毀了傳統文明中最珍貴的部分，文明整合和重振如何可期？
與王元化先生一樣，汪丁丁由於看不到中國社會中精英所起的正面作用，即便有了微博對於社會網絡中交往方式的巨大變量以及更加頻繁的知識交換，他仍然偏於悲觀。但落實到行動上，卻并不怠惰。他除了每年奔波於三個不同的大學之外，勤於在雜志上、博客中寫作，至今出版結集的作品有36部。他所提倡的跨學科教學，也正在漸漸為大眾所知。
他極為看重的《燃燈者》扉頁上，寫著：“燃燈者，破愚暗以明斯道。”
人物簡介
汪丁丁，出生於1953年，經濟學家。北京師范學院數學學士(1982年)，中國科學院理學碩士(1984年)，美國夏威夷大學經濟學博士(1990年)。1997年至今任教於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兼任浙江大學和東北財經大學跨學科研究中心的學術主席。主要代表作有《幽靈自述》《經濟學思想史講義》、《盤旋的思想》《串接的敘事》《制度分析基礎講義》《行為經濟學講義》等。(中國新聞周刊)
(付影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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