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3月1日電(記者余里 吳光于 牛琪)四川汶川的8級強震發生三年多後，中國的心理研究人員開始總結災後心理援助項目經驗，力圖為今後提供有益借鑑。相關專家則表示，建立國家級災後心理干預體系已在計划之中。

　　“我們目前正在積極和多家機構合作，計划建立全國性的災後心理干預體系，”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危機干預中心主任王文忠說。

　　據四川大學華西臨床醫學院副院長張偉介紹，災後保守估計四川有超過40萬人長期伴有不同程度的創傷後應激障礙，患者會沉浸在痛苦中不能自拔，對災難充滿恐懼。

　　地震中，都江堰聚源中心的教學樓在地震中倒塌，王倩和同學們被埋在廢墟中。儘管王倩後來被救出，但60多人的班級衹剩下了十多人。

　　地震後的几個月，親歷災難的王倩每天晚上都做噩夢，常常在夢魘中惊醒，不言不語，平時活潑開朗的她突然性情大變。

　　“孩子情緒變得很低落，脾氣變得暴躁，一提地震就衹是哭，也不願意說話。”王倩的母親說。

　　不僅是親歷地震的災區群眾，參與救援的醫護人員、武警戰士和老師等，也難以抹去一些地震的場景。一位參與一線救援的人員曾流著淚抓住心理救援隊專家的手訴說自己的焦慮。

　　汶川地震後，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危機干預中心先後在北川、綿竹、什邡、德陽等地重點單位建立工作站，與四川當地的心理工作者一起，整合多方資源，開展一系列針對主要人群的培訓工作。3年多後，四川災區大多數工作站已能獨立運行。

　　發生于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地震共造成約6.9萬人遇難，近1.8萬人失蹤。按每個逝者約有10位親屬計算，汶川地震共造成約88萬名喪親者，對受災群眾而言，屬於重大心理創傷事件。

　　相關專家認為，創傷事件發生後，70%的人群可以通過自身所具備的應付策略自然恢復，但另外30%的人群，將從災後几天到几十年，陸續出現不同的癥狀，這些人如果得不到專業的救助與治療，將因此發生人格的改變或扭曲。

　　四川華西臨床醫學院震後一直堅持對四川災區進行心理援助，並對受災程度不同的縣市進行問卷調查，卻發現震後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的人群約占總人口不到10%，遠低於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18%。

　　“這得益於全社會的關心和幫助。”張偉說。

　　“心理學界大規模參與災後心理干預，正從汶川地震開始，”王文忠表示，“汶川地震後，中國心理學會提出了災後心理服務20年的概念，注重對災區當地的文化建設，並對災後心理創傷的發生率與主要機理開展了普查和追蹤。”

　　作為四川青年發展基金會在各個災區板房安置點內設置的心理幫扶中心，孩子們常會來到“12355心靈驛站”，聽青年志願者們講故事，並與他們做遊戲。這個以青年人為主導的心靈驛站憑借活力和熱情，很快得到了災區群眾尤其是孩子們的認可。

　　但對在2010年4月14日發生的青海玉樹7.1級地震中失去妹妹的嘎哇來說，“心理醫生”卻是個陌生的詞匯。除了倖存的親人，禪古寺活佛洛卓尼瑪或許是最能安慰他內心的人。

　　雖然禪古寺在地震中完全被毀，但百姓依然來到“帳篷寺院”中聆聽這位僧人的開導。“佛教告訴人們生命是無常的，如果能夠認清這點，人們就能帶著對生命的敬意去生活。”洛卓尼瑪說。

　　“在民族地區進行心理干預，必須結合當地的風俗習慣與宗教信仰。”王文忠說，結合玉樹的情況，中科院在玉樹開展了“現代心理學與佛學思想在玉樹災後重建中的結合與應用”的課題研究。

　　此外，為幫助教師們渡過精神難關，北京市仁愛慈善基金會還為結古鎮7所學校的老師進行了“如何上好震後第一堂課”的培訓。

　　“我們鼓勵他們用肢體行為疏解內心的痛苦，采用自我和教師之間相互提問的方式，探討應當如何面對震後第一堂課的孩子，帶領他們走出陰影。”項目負責人王璐說。

　　不過，參加“中日合作四川大地震災區重建──心理人才培訓項目”的日本專家認為，修復地震帶來的心理創傷和引導災區群眾走出陰影，仍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心理救援工作堅持不懈地進行。

　　“目前，心理研究所的專家們正通過網絡對全國一萬多名志願者進行心理公益講座和培訓。”王文忠介紹說，這個培訓網絡可以保證平時在各地提供社區心理服務或學校心理服務，災難發生時到災區提供緊急服務並增援、培養當地力量。

　　但他同時也指出，目前中國的心理干預還缺乏與政府系統的有效對接，相關信息和物資支持比較缺乏。

　　“災後心理干預是一個技術性較強的工作，災後心理服務需求劇增，目前還缺乏高素質的人員儲備，急需結合心理服務工作者的屬地，開展持續培訓。”他說。